1983年9月5日，北京医院清晨的空气带着微凉，81岁的谭震林靠在枕头上，透过窗子看着院内的银杏叶变黄。轮椅旁搁着一摞资料，最上面压着中央办公厅当天送来的备忘录：请撰写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稿。护士轻声提醒他，该量体温了。谭震林合上文件：“体温不急，这篇文章更急。”短短一句，把病房里的紧张拉到了历史的重量上。
几分钟前他刚与写作组交换了看法。对方客气而谨慎，仍然沿用惯例，想以“丰功伟绩、无往不胜”这样的字样开篇。谭震林听完，只抬起眉毛：“空话写够了，我要写功，也要写过——尤其是建国后农业上的失误。”一位年轻秘书忍不住低声说：“谭老，这样会不会太尖锐？”他摆摆手：“尖锐不怕，模糊才害人。”
谭震林为何把矛头直指“套话”与“空话”？追溯缘由，得回到1978年。那年5月，北京城还在为粉碎“四人帮”而欢呼，可“两个凡是”让不少干部踌躇不前：凡是领袖的指示，都得照办；凡是决策，都不能动摇。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上炸开了锅，年轻研究生在食堂、老工人站在车间，人人议论“实践”与“真理”这两个词。
讨论声里，《红旗》杂志却异常安静。5月18日，一位中央领导要求“不要介入”，并用“纪律”二字画了红线。《红旗》总编辑熊复非常清楚这道指令意味着什么：不碰为上策。偏偏5月19日，编辑部又想起一件并不“安静”的事：毛泽东诞辰85周年，得找人写一篇井冈山回忆。他们想到的人，就是谭震林。
那天上午的会面很短。编辑讲完来意，本想早早退场，免得多生枝节。没料到谭震林一听就来了精神：“井冈山当然要写，但光写回忆可不够，我得借此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在实践中形成的。检验真理，还是得靠实践。”一句话，正撞在《红旗》不得谈“真理标准”这块禁区上，可谁也不好当场驳回。
夏天，谭震林避暑北戴河，带去十几本旧日的作战日志，白天听海浪，晚上伏案写。写作期间，他对秘书说过一句玩笑：“当年在湘赣边界打仗，我的枪膛热过；如今写文章，笔杆子也得烧起来。”十月下旬，稿子定名《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厚厚一叠。
文章开篇直指核心：用实践还是用意识形态作尺度，是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文末提出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纠正。可预料的风浪随即到来。11月14日，《红旗》派人到他家里提出删改意见。谭震林听完，抬手打断：“观点一字不动，要删就别登。”对话不过二十秒，却把谈判的大门彻底关上。
编辑部无奈，只得把稿子一级一级上报。华国锋看完未置可否；李先念忙得抽不开身，批了一句“文章确长”；最后落在邓小平案头。邓小平拿起笔，在页边加重“实践”二字后批注：“好文章，没有错误。《红旗》不登，可转《人民日报》。”语气简短，却把局势掰了过来。李先念随后通读全文，感叹：“再不登就是更大的错。”
1978年12月号，《红旗》终于刊出全文，印厂连夜加印。那几天，新华书店门口排起购刊队，一些老人戴着棉帽，拄着拐杖，说要“看看谭老板又放了什么炮”。文章迅速传到全国各级党委学习小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热身教材。会议在12月底举行，“实践标准”被写入决议，其意义毋庸赘述。
不过，谭震林并没就此松口气。他始终认为，思想解放不能停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尤其是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农业。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他亲历过、也反思过，做过检讨却仍觉不足。
于是，回到1983年的病房，他与写作组达成一个近乎冒险的方案：纪念毛泽东，就从农业讲起。文稿里，他列举1955—1958年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三次冲动：互助组升级、食堂化、大炼钢铁，每一步无不以“胜利冲锋”的名义实行，却在实践中暴露出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冲突。他写明自己当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写作中途，病情加重。医生让他休息，他却挪到书桌前，坚持把两段文字补全：“毛泽东同志在晚年错判形势，有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局限。我们纪念他，恰恰要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助手记得，这段话写完时，谭震林的手在发抖，他把钢笔放下，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样，才算交代清楚。”
9月30日拂晓，谭震林走完了他的最后一程。10月，中央批准将遗稿定名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交《人民日报》发表。12月7日，读者在报纸头版看到了那篇不回避“错误”的纪念文章。曾经讳莫如深的若干细节，被放到阳光下，与毛泽东的卓越功勋同列。社会反响出人意料地平和，多数来信称“踏实”“可信”，也有人说“过于直白”。无论赞还是弹，讨论声本身，正说明思想解放的余温未散。
该文发表后，党史研究领域兴起一道新风：既讲成功，也查症结。几位老将如肖华、王震陆续撰文，回顾各自负责领域的决策得失，推动了后来对“大跃进”与“文革”阶段性总结的深化。谭震林临终留下的那句“尖锐不怕，模糊才害人”，像钉子一样钉在更多人的案头。
回头再看谭震林的两篇“放炮”文章，一篇在1978年为“真理标准”鼓与呼，一篇在1983年为“历史责任”揭盖子，两次都赶在关键节点。不同的是，前者面对的是仍包着外壳的思想桎梏，后者直面的是刚刚开启自我修正的集体记忆。两次皆有阻力，却都被更强大的求真力量推着向前。
至于说他“爱闯祸”也好，“敢担当”也罢，自有后人评说。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把“实践”二字刻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那一老一笔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补充：谭震林对“实践标准”理念的后续影响
1979年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几位基层干部就拿着《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现身说法。他们认为，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让农户先试，再总结经验。会议记录上留有一行备注：“依据谭震林文章精神，可先放胆试点”。正是这句备注，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探索获得了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
进入八十年代初，国务院整顿财政的文件里，多次引用“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政策制定者用这句话来阐释“削平不必要的补贴，保留经济活力”。在当时保守与激进交错的氛围中，谭震林的表述像一把刻度尺，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实践”两字必须落地。
教育领域同样留下痕迹。1984年，教育部在总结恢复高考以来的新情况时，使用了“用实践检验教学方案”的提法，并列出武汉大学、南开大学自主制定课程的案例。内部简报里特别注明：“此提法源自1978年谭震林文章，应加强再宣传”。对照当下高校更灵活的学分制、导师制，不难看出那条线索仍旧清晰。
不可忽视的是，谭震林倡导的“写纪念文章也要讲问题”态度，为党史、军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打开方式。1987年后，解放军出版社陆续推出《抗美援朝战争细节纪实》《西南剿匪作战述评》等书，写作者不再只列战功，而是剖析漏洞与偶发性失误。编审会上，有人引用谭震林的话：“模糊才害人”，以此支持保留争议段落。事实证明，读者并不排斥坦诚，销量给出了直接回馈。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谭震林没有坚持“观点一字不动”，那么“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否会刹车？如果1983年他在病床上妥协，纪念文章照旧一片颂词，那么对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公开反思或许要被拖延更久。历史无法设想另一条并行轨道，但可以肯定，谭震林用两篇文章给后来者树了一面镜子：功成不可忘过，理论必须贴地。
谭震林离世已逾三十载，银杏叶年年泛黄又落下。那把烧得发烫的笔早已冷却，可纸面上留下的墨痕，仍然在提醒人们——真理只在实践里，而实践从不怕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