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饶漱石所引发的党内分裂活动，亦称作“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于1953年，并于1954年初公之于众，直至1955年春方告结案。此乃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层首次经历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激烈斗争。
历经此事的见证者如今所剩无几。我在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职，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事件的起承转合有着深刻的了解。为了详尽地阐述这场斗争的始末，我仍需从高岗与饶漱石这两位人物谈起。
伴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我们于1935年冬季抵达陕北，那时便与高岗相识；而与饶漱石的结识则更为提前，那是在1928年我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期间，他受我指导，当时我亲切地称呼他为“小饶”。
调至北京之前，高岗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之职，同时亦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当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饶漱石身兼多职，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同时亦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
然而，无论是在出身背景还是日常行为举止上，他们二人间的差异显而易见。
高岗，诞生于1905年的陕西横山，这是一个以烧炭为业的农家之地。他仅受过初中教育，于1926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历经农村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洗礼而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
在抵达东北之前，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亦称刘志丹部队）的政治委员、三边地区（包括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关键职务。
此人具备非凡的能力与气魄，才智出众，行事果断。在刘志丹与谢子长同志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历程中，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亦取得了显著成效。
东北解放之际，该地区经济复苏步伐迅猛，大规模经济建设亦率先全国展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表现出色，更荣获毛主席的赞誉与表彰。
高岗
然而，他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正如毛主席所精辟指出的：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高岗虽在革命事业中展现出正确的立场，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从而赢得了党的信赖，然而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却长期未能得到纠正和遏制。这种思想在他顺利时表现为骄傲自满、狂妄放肆，而在遭遇挫折时则忧虑重重、士气低落。尤其是全国胜利之后，这种思想更是恶性膨胀。
“近期高岗所暴露出的反党行径，正是其阴暗面逐步滋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饶漱石，1903年诞生于江西临川，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中。他接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英语。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即1925年，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在白区城市中的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地下党斗争的锻炼中，逐步成长为一位知识分子干部的。
在1935年至1938年期间，他受命赴国外履职。归国后，在抵达华中局之前，他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副书记一职，并在皖南地区协助新四军副军长兼书记项英同志，共同负责领导白区的工作。
他具备卓越的工作能力，曾荣获少奇同志的高度赞誉，被誉为“杰出的青年革命家”。
在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的关键时刻，他得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的鼎力协助下，率领军民在原地展开坚决的斗争，成功渡过难关，其英勇事迹曾获得毛主席的赞誉与表彰。
饶漱石
然而，该人深藏不露，沉默寡言，鲜少与人交往，身边鲜有知己，更难得主动与干部沟通心扉。
他平素给人的感觉是原则坚定、作风端正、处理事务沉着冷静。在生活作风上，他与高岗形成鲜明对比，他不沾烟酒，亦不跳舞、宴请宾客，显得态度严肃、不苟言笑。
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志们对他的评价普遍不佳。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曾评价饶某“心胸狭隘，权力欲望强烈”。
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曾言：“必须兼顾权威与权术，二者并行不悖。”
艾丁，这位曾担任过其政治秘书的人士，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伪君子”。
饶先生对权位之重视，我曾亲身体验。记得1946年岁末之际，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宣告解散，饶先生（在军调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返回延安。我特地前往机场迎接，以“小饶”之称呼唤他，他却仿佛未闻。我急忙追上前，高呼“饶政委”之名，他才回应。
稍后，我向陈毅提及了那档子事。他回应道，饶某便是如此人物。
嗣后，饶某的分裂行径终被揭露，证实了他果真是个“伪善似忠”的典型。
1954年春季，邓小平在主持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时，直言不讳地指出：
饶漱石乃一位“独行侠”，常深藏不露，唯有在关键时刻方才展露锋芒。
两位看似迥异的人物，却因相同的政治抱负而携手同行。
高岗在东北执掌重权之后，其政治野心迅速膨胀，萌生了企图成为独霸一方的“东北王”以及适时夺取更高权力的邪恶念头。
他三方面努力。
首先，过分凸显东北的“特殊性”，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亦频繁以“情况特殊”为由擅自作出决策，其中不乏与中央政策相悖之处。
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
三、竭力巴结苏联，企图借势。
昔日，苏共和苏联政府显露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然而高岗却毫不畏惧地向苏方直言不讳。
“无边界。”
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
1949年7月，高岗在陪同刘少奇访问苏联并返国后，曾私下向他人透露，斯大林对刘少奇并不青睐，对周恩来亦缺乏重视，唯独对他高岗给予了特别的赏识。
柯瓦廖夫不久后晋升为苏联驻华经济首席顾问。在1949年12月初，他伴随毛主席首度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之际，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密报”，指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过去倾向亲美立场，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目前依旧支持这些人。他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颇高，实际上演变成了各党派联合体。此外，他还揭露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员结构等敏感信息。
这些“情报”源自高岗。
斯大林将柯瓦廖夫提交的“报告”递交给毛泽东，同时补充道：
“毛泽东同志，您的同志们对我们在东北地区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且特地赞誉了高岗，言道：“如今，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多年之后，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坦率地陈述道：
“斯大林背叛了高岗，致使我国痛失一位真诚的朋友，他能够就我国领导层对苏联的真实立场提供极为珍贵的情报。”
1952年，高岗被调至北京，入住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便在此巷设立了“总代表处”，并邀请高岗随时前往，共享美食与娱乐，一如既往地迎合其喜好，意图不言而喻。
饶漱石的权欲，曾于1942年和1950年两次公然表露。
首次，便是“黄花塘事件”。（注：黄花塘位于江苏省盱眙县，系抗日战争中后期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驻扎之地。）
1942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奉命离开华东地区，重返延安履行职务。中共中央下达电令，指派饶漱石同志暂代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陈毅同志亦被任命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临时负责人。
刘同志离任之后，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些许议论之声。部分同志认为，从资历、能力、经验、声望以及过往的贡献来看，陈同志显然胜过饶同志。然而，书记一职与政委一职却由饶同志暂代，这一决定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饶漱石、陈毅、谭震林
刘瑞龙、粟裕
不久，中央作出决策，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实行统一领导。饶某心中愈发忐忑，唯恐书记或政委的职位与自己无缘。于是，他开始施展权谋，将正在进行中的整风运动视为排挤陈毅的良机。
他悄然退至距军部四十里之遥的隐蔽之所，开展“农村调查”，同时指派陈毅主持家中会议，号召干部们向领导提出宝贵意见。待时机成熟，他迅速折返，个别约谈几位负责干部，强调陈毅在历史上曾对毛主席持有不同意见（特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指责陈毅长期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职位，意图取而代之。
不少干部因未明真相，听闻陈毅反对毛主席，便随同饶漱石一同对陈毅进行批斗。正如陈老总所言，那时他的处境可谓“门可罗雀，鬼神皆避”。
经过一番角逐，饶漱石向毛主席及刘少奇同志发出电报，却对事实进行扭曲，声称陈毅“假借检讨军直工作之由，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参加的会议，旨在公开对政治部、华中局以及我个人进行批评”。
在文末，他直言不讳地呼吁中央尽快选定兼备才干与德行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以助一臂之力；同时，他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于德行方面“毫无愧色”。此外，他还煽动部分干部联名向中央发送电报，对陈毅进行批评。
鉴于中央认识到饶、陈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化解，加之原计划在华东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中派遣一人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遂电召陈毅同志前往延安。
电文中交代：
在陈来延任职期间，其职务暂由云逸同志代为履职。待“七大”会议结束后，云逸同志将返回华中地区，并负责传达“七大”会议的方针。
抵达延安之后，陈毅迅速向毛主席及党中央阐明了若干疑问，同时遵照毛主席的旨意，向饶漱石及华中局发送了一封言辞真挚、洋溢着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
毛主席亦电饶。
“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争议，纯属工作关系上的分歧，涉及的是内战时期在闽西地区的一些具体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范畴，而非对总路线的根本性争议。这些问题早已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抗战年代，皖南与苏南地区的斗争中，陈毅同志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指导方针，其表现与项英同志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在内战阶段还是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立下了赫赫战功，未曾犯有过任何路线上的错误。
若有任何同志对上述两点尚感困惑，敬请饶漱石同志予以阐释。
然而，饶漱石在接到电报的翌日，便向毛主席回电，坚决表示：“陈与我的争执，并非关乎重大路线问题，亦非单纯的工作关系，实则源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和组织观念上存在一些瑕疵。他对统一战线、文化干部以及某些组织原则持有部分右倾观点，对历史问题持有一些成见，且偶有恶劣的旧作风之表现。”他恳请毛主席继续给予陈同志以指导与帮助。
陈毅复电无需多言。
毛泽东主席曾对陈毅说道：“身为一名政治工作者，需磨砺自己的耐心。”如今，“你无法立即返回，而且情况也尚未明朗。这个问题本不难解决，待你日后归来定能妥善处理，关键在于他们对你的误解，你又如何能消除这些误解呢？解释得越多，误解或许反而会更深。”
陈采纳了毛的建议，此事就此搁置。饶漱石之所以能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便是缘于此！
第二次，华东军政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大军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均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任，其他五大区域亦然遵循此规定。特别针对华东地区，毛主席亲自指示，由陈毅同志出任主席一职。
陈毅深感自己身兼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司令员的要职，同时肩负上海市市长的重任，事务繁多，因此先后向毛主席和饶漱石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能避免兼任这一职位。
“既然你不愿担任，那便由我来承担此任。”
在华东局常委会就此事进行讨论之际，饶不先生并未着重强调毛主席曾明确指出由陈毅同志担任主席的适宜性，而是转而指出，若华东地区的任命与各大区存在差异，恐将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不利于形势稳定。相反，他着重阐述了华东在面临美、蒋的海、空封锁与骚扰的情况下，军事任务异常繁重，上海的工作亦十分艰巨，陈毅同志事务繁多，多次谦逊地表示愿意承担这一重任。
华东局常委在未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便匆匆做出了同意的决定。将讨论的结果上呈中央后，毛主席并未立即给予批复。在饶同志前往北京之际，毛主席再次提及此事。饶同志则谎称华东局内部有几位同志对陈毅的任命表示反对，因此只能由他本人接任。正是这一说法，才使得批准得以实现。
一经宣布此任命，果然在党内党外、国内外引发了诸多猜测。许多人误以为，陈毅必定是犯了重大错误。然而，饶漱石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职位。
此外，在1952年春季，饶漱石于北京上演了一场颇具戏剧性的闹剧：
在那年初，他不幸遭受严重颜面痉挛之苦，以致无法继续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的申请，并经中央批准，在粟裕的陪同下，他得以赴北京进行休养与治疗。
他心生疑窦，揣测中央可能对他华东地区的履职有所不满，试图通过此举“调虎离山”；同时，他又不明所以地听闻中央将派遣彭真或薄一波前往华东协助工作，这使他愈发焦虑，情绪也变得愈发焦躁不安。
原本，饶漱石与少奇同志交往颇深，然而此次他却未前往拜访刘，其因在于他察觉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在若干议题上观点相左，遂萌生与刘保持一定距离的念头。此后，他常在陈毅身旁诋毁少奇同志。
五月之际，他竟在深夜时分，出人意料地紧急求见已入睡的毛主席。
主席并未将此事视为重大，遂起身亲自接见。饶漱石与主席交谈，内容虽杂谈甚广，耗时约三小时，然而期间却显露出了他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及顾虑重重的心理状态。
此后，毛主席向我提及那件往事，提及那晚他聆听良久，仍未能确切领悟饶的真实意图。直至末了，方才捕捉到一丝端倪。原来，饶疑虑中央对其缺乏信任，特意找他进行深入了解。
在建国之初，我党仅用短短三年，便成功实现了经济复苏与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1952年，我们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自1953年起，我国正式开启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从此，国家迈入了大规模建设的崭新阶段。
遵照毛主席的倡议，刘少奇同志将我及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召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调整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需求。
少奇同志指示我及安子文同志共同草拟《关于强化党中央办事机构工作》的意见，该文件于1952年7月被提交至毛主席手中。
8月4日，毛主席作出批示：“我认为此方案可行”，“即依照少奇同志的建议，着手启动准备工作，并从各地挑选人员，以组建相应机构”。
不久之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他们分别担任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以及邓子恢、习仲勋——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相继被调往北京履行新的工作职责。
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新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双重要职；同时，饶漱石则被委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任。彼时，饶正随少奇同志前往苏联参与苏共“十九大”盛会，大会结束后，他选择留苏考察若干苏联工厂。直至1953年春，饶漱石方才正式就任部长一职。
1952年11月，中央作出决策，将各地区的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统一更名为行政委员会。此外，中央亦在积极筹划，在适宜的时机内，撤销各中央局及上述大区行政委员会，并从地方选拔部分干部，以加强中央机构的阵容。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工作亦已启动，旨在制定宪法，并对国家体制进行革新。
1953年伊始，应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颁布了《关于强化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上级请示汇报机制，并提升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指导力的决定》。
针对政务院在工业交通、财政贸易、政法、文教等领域的各项“口”工作，中央对其职能进行了重新分配。具体而言，计划事务及八个工业部的管理工作，交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共同负责。至于劳动工资事宜，则由饶漱石主管。
与此同时，毛主席鉴于日常工作的繁重压力，提议将中央领导团队划分为一线和二线。在此安排下，刘少奇将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而毛主席本人则退居二线，专注于处理重大事务。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规模建设浪潮中，国家计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被誉为“经济内阁”。高岗身兼国家副主席与计委主任双重职务，同时分管八个工业部，权势鼎盛。与其他赴京的中央局书记相较，他更是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赞誉。
步入建设阶段，党和国家的领导体系及人事配置，亦需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与重新配置。中央组织部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部长更是被毛主席戏谑地誉为“吏部尚书”。
这两位人物随地位与权力的攀升，个人主义思想迅速膨胀。
高岗愈发目空一切，急于求成，渴望成为领袖之位。饶漱石亦热衷于在政治博弈中攀附高岗，企图分得一杯羹，以谋取私利。
他们依据一些表面迹象，误判了时局，以为在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存在着可以利用的缝隙，将其视为可乘之机。
在1953年的夏秋之交，正值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际，两位领导人紧密协作，配合无间，犹如“一唱一和”，共同上演了一出意图分裂党派的“双簧戏”。
此时，高岗的气焰嚣张，除却毛主席之外，几乎无人能入他法眼。以下三个事例足以窥见一斑。
刘少奇、周恩来二位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相当于现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较之下，高岗仅为政治局委员。然而，每当有会议商讨事宜，高岗总会通知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前往其处。他们与其他与会者一同，静候高岗亲自出来主持讨论。
2. 周恩来对高岗指示：国家计委制定的关键决策及重要项目，必须先行获得中央的批准方可实施。高岗闻言，显得极不满意，连续追问：“所谓中央，究竟是指哪一个中央？”
3. 高岗热衷于举办家庭舞会。周恩来先生曾受邀出席，然而，他发现舞会的场面颇为简陋，遂在当场决定悄然离去，此后便再也没有光临过。
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继续造谣说党内有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
——授意“秀才”代笔，以高岗名义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少奇同志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统统列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把上文中提到的少奇同志那些观点说成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并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对少奇同志进行攻击。
——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攻击刘少奇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挑拨党内一些同志同少奇同志的关系。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毛主席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
安听后没有报经中央授权，自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拿给高岗看，也同饶漱石谈过。
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草案）分作两组：
该阵容囊括了毛、刘、周、朱、陈云（均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均为各中央局书记）。
本组成员阵容庞大，其中包括了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以及刘澜涛等杰出人士。
高、饶二人虽深知此举极不妥当，却未向中央汇报，反将所谓的“名单”私下散布给若干高级干部。
高岗竟诬称政治局委员名单上薄一波的名字缺失，而林彪的名字也不见踪影，甚至连朱总司令的名字也已消失（1953年3月，朱总司令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明确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名单本身，而在于散布名单的幕后之人）。
高岗竟散布谣言，声称刘少奇对陈正人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持反对态度，且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职务。
——1953年夏日，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召开之际，高岗私下对人言道：“若在财经会议上沉默不言，便罢；若要发言，定要揭开刘少奇过往的隐秘。”
此次会议原定旨在探讨财经议题，中央政府特命周恩来同志担任主持人，并设立了专门的中心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高岗、饶漱石以及我本人与安子文等。
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嚣张。
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
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
竟鼓动他人纷纷附和，迫使薄一波不得不屡次进行自我批评，将原本的财经会议演变为一场斗争的场合，导致会议无法依照既定方针继续进行。原本计划于6月启动、7月结束的会议，最终拖延至8月初才得以闭幕。
毛主席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对会议的进展状况亦深表关切。他特地要求我自始至终参与会议，并负责记录。每日清晨，他醒来后的首要事务便是让我向他详尽汇报前一天会议的详情。
我的笔记记录得尤为详尽，连每人的发言内容都一一记录在案。在我汇报完毕之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同志及其他同仁亦依次进行了补充。
毛主席察觉到会议轨迹出现偏移，便指示我拨通北戴河的电话，邀请正在那里休假的陈云、邓小平同志迅速返回，参与会议讨论。
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中心的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番长篇讲话，其中明确指出：
新税制的缺陷显而易见，其后果便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构成不利，却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
关于中财委内部是否存在两条路线之争，我认为在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个别分歧是正常的。我们共同工作了四年，若完全没有分歧，那是不现实的。这些分歧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断言某一方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总体而言，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我无法断言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
邓小平言辞公正，使得会议氛围随之缓和。
8月11日，周恩来同志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总结，随后宣告会议圆满结束。
在这以前，高岗还闹过一次。当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总理的总结稿时，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高岗立刻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
毛主席截话反问高岗：
指鞍山市委书记与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致信党中央举报高岗的贪污腐败及奢侈浪费行为）？
指1952年8月，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建检查团赴辽宁，就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的设备爆炸事故，导致工人死伤的事件进行调查）？
东北各省若出现失误，东北局理应承担起批评与检查的责任。
高岗见主席态度严厉，才不吭声了。
——当中央酝酿参照苏联模式调整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分一、二线时，高岗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造谣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
然而，在另一次场合中，他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提议不应被采纳。后来，在杭州，他向陈正人炫耀，声称毛主席曾言“林不及高”。他还进一步说道：若以地位排序，昔日是“林高”，而如今则变为“高林”了。
——在财经会议之后，高岗假借休假之名，秘密前往华东和中南地区，继续从事分裂党的活动。他肆无忌惮地宣扬我们党历史上存在“二元论”的说法，甚至公然提出要修改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认为，《决议》中关于刘少奇同志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表述是不恰当的，主张必须重新作出结论。
1954年初，在揭露批判高岗的错误观点时，周恩来将其概括为“军党论”）。
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
邓小平同志洞察了高岗的真正意图，便有意地指向墙上悬挂的中央书记们的画像，笑着说道：“不就在这之中吗？”他接着对高岗强调，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经过历史检验而自然形成的，绝不可轻易变动。
十月之际，高岗再次拜访陈云，表达了他向毛主席提议增设数位中央副主席的意愿，并以“你一席，我一席”的方式提出。
小平同志与陈云同志均对此问题深感忧虑，遂即刻向毛主席汇报了相关情况。
毛主席有意亲自进行一番“考验”，于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计划外出休假，并请求刘少奇同志临时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征求大家的意见。
原本，这一做法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常态，然而高岗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坚持主张应由数位书记“轮流掌舵”。
一试便暴露了他的底细。
饶漱石抵达北京，于深夜时分求见毛主席，此举无疑暴露了他内心的患得患失。即便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他依旧未能平复心绪，时常显得心神不宁。
彼时，他误判高岗势力日益壮大，而刘少奇或将有失势之虞，因此便不遗余力地试图“与安子文撇清关系”，以此明示自己并非刘少奇的部属，以期赢得高岗的同情与信任。
在其后续所撰写的书面检查中，他坦承，这实乃“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视角去审视党内生活，基于维护、巩固乃至扩张个人权力的私欲，意图利用党内存在的某些‘缝隙’进行政治投机”。然而，这一行为“不仅成为了高岗反党活动的有力资本和工具，更在实际上充当了为高岗分裂党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铺路的急先锋”。
——甫至中央组织部，便与刘少奇、安子文产生了些许不和谐。
1953年二月末，饶漱石将整理完毕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件呈送至刘少奇同志审阅。刘少奇同志指示他转交安子文同志审阅，并决定分发名单，同时交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印刷事宜。
饶大为心生不悦，仅准许铅印了区区几十册，以未经中央审批为借口，将书扣留在手中，拒不发放。数月之后，少奇同志向他提出要求，他才勉为其难地交出了两本。
——1953年春季，中央组织部派遣王甫同志（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与赵汉同志（时任办公厅主任）率领数位同仁赴山东，旨在调研“新三反”运动及农村整党工作的进展，却遭遇了当地党组织的阻拦。
他们试图与当时负责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进行沟通，但双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只能无奈返回北京。
安子文听取完他们的汇报后，便即刻向少奇同志及周总理做了汇报。然而，饶漱石却对此事过分炒作，趁机对安子文发动了突如其来的攻击。
在五月举行的部门会议上，他情绪激动地对安进行了严厉批评，斥责其“胆大妄为”！为何遇到问题不首先向他汇报，却先向刘、周二人反映？
谈及王甫与赵汉，二人初入军旅，闻得枪响自是心中不免忐忑。而你，安子文，身为资深战士，岂可一听枪声便心生慌乱……
稍后，饶又陆续召开了数次会议，无端地将安冠以“界限模糊，嗅觉迟钝”、“支持细流，抵制块状”等指责，甚至将王甫、赵汉被驱逐出山东的事件曲解为“向中央局、分局提出抗议”。
尤为严重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虚报信息，声称安子文已接受了其所谓的“批评”。这一行为导致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主席后来批评饶漱石时说：
“你不可误以为自己曾担任过区域一把手，却未曾置身于中央机构之中。为何在与‘吏部尚书’（即安子文）的交锋中，你未事先向中央通报？”
【转换失败】：——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顶住了，没跟他走）。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临近会议尾声，却违背了毛主席强调团结的教诲，在财经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上，不顾一切地将所谓的“圈圈”议题与“名单”争议公之于众，此举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安子文明白早已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名单”问题的书面检讨，并主动请求了处分。然而，饶漱石却对此事紧咬不放，甚至公开宣称，在财经会议上已对薄一波进行了斗争，会议结束后，还将继续对“圈圈”中的安子文展开斗争。
事实上，财经会议尚未落幕，饶便在中央组织部内挑起了争端。他直言，“中央组织部宛如一池死水，亟需激起一番波澜。”
7月22日，他在部务会议上，理直气壮地列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据，包括“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的争议、“整党建党规定”的疑问，以及“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提出抗议”的事件等，对安子文进行了无端的指责。他的态度极其强硬，不容许对方进行任何辩解。
7月25日，他再度主持部务会议，针对7月22日会议期间安子文所提事项，向少奇同志进行了汇报，并将其行为斥责为“蓄意挑拨离间，煽动分裂”。他趁机发挥，以中央组织部对官僚主义整治不够彻底为由，强烈要求重新召开会议，对部内工作进行专项检讨，实则意在迫使安子文公开检讨。
这场活动将在8月中旬连续举行两天。安子文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然而饶漱石却一味地挑剔，无理取闹。对于一些本应属安子文冤屈之事，安子文提出证据，并要求派人进行调查核实以更正不实之词，但饶漱石却蛮横地拒绝展开调查。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饶本与安子文先前已有约定，即当安子文进行检讨时，只需对“名单”问题进行概括性说明（即说明三月份他在组织上犯有过错，已向中央提交检讨并请求处分），而无需提及“名单”的详细内容；在检讨过程中，饶本还曾插言道：
“此问题不宜在此讨论。”
安子文虽有千般正确，却在此事上犯下重大过失。诸位应首要质问安子文：你究竟犯了何种严重错误？
与会同志强调，是他本人明确表示不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然而，饶又坚称：“确实，我曾那样表达，但你们理应继续追问。待你们提问完毕，我自会作出解释。这理应成为党内斗争的宝贵教训！”
然而，无人应声，他深感孤立无援，只得无奈地草草结束。
——1953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此会议中，少奇同志肩负毛主席的重托，负责主持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与少奇同志一同参与领导小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以及我本人。此外，饶漱石、安子文两位同志，以及6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我随时向毛主席提交书面报告，详述会议的进展状况。此次会议的初衷在于总结经验，并探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以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
饶漱石在会议内外屡屡挑起事端，试图煽动部分对真相一知半解的地方组织部长，与其一同对安子文发起攻击。然而，此举并未能引发太大的波澜。
他心中郁结，于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忍不住抱怨道：“此次组织工作会议，应出席者缺席，而不应出席者却纷至沓来。”
毛主席指示邓小平询问哪些人应当受邀，并逐一列出，以便邀请他们前来。
心中存疑，遂仅挑选了陈赓一人（彼时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此前听闻，在抗日战争初期，陈赓率领部队在太行山区行动时，对后勤补给方面对薄一波有所微词；加之得知陈赓言辞直率，毫无保留，料想若他与会，或许会直言不讳地发表一番高论。
然而，陈赓的到来并未如他所预期般起身发言。饶某再度误算了棋局，他的初衷并未得偿所愿。
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会议的航向偏离了预定轨迹，随即作出决定，暂停大会进程，转而召开领导小组会议，首要任务是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矛盾。
在接连数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中，饶漱石对安子文及中央组织部其他同仁所提出的批评置若罔闻，反而情绪激动地列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对安子文进行诬陷，指责其“垄断”组织部，导致自己“无法介入”，并声称部内部分同志与安子文暗中勾结，共同抵制他的领导。他意图利用此次会议，误导地方组织部长们，使他们误以为应站在自己一方。
然而，一旦问题被摆上桌面，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那些编织的种种谎言便纷纷被戳破。
在紧急关头，他竟不顾事实，编造了一则谎言，称他的政治秘书陈麒章调入已有半年，却至今组织部仍未接纳其组织关系。
与会记录人陈麒章，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特别许可后，毅然起身发言，明确指出：自他抵达中央组织部伊始，赵汉便将他纳入了一个党支部，而此前的说法，实与事实相去甚远。
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对饶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饶同志却在随后的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态度强硬地指责刘少奇同志在处理他与安子文同志关系时，过于感性，导致问题被过分放大。他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道：
“倘若少奇同志在发言时稍显不慎，本小组恐将面临诸多问题。”
鉴于情况，中央最终作出决定，刘、饶、安三位同志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稿，须先行提交中央进行审核。
在中央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审阅组织工作会议的汇报过程中，我始终在场。那时，我已察觉到饶漱石的言行举止显得异常，然而，对于他为何屡次与少奇同志发生争执，我一时未能解开这个谜团。
在本次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中央组织部以往的工作成绩斐然，始终坚持并贯彻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于该部在工作过程中显现的某些不足与失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勇于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
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中组部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毛主席，尤其是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然而，子文同志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我们不能仅仅认为成绩的取得仅仅是由于领导得当，而忽视了他们自身的努力与付出。
在此次会议上，中央的领导同志秉持着对犯错同志“审视后施以援手”的原则，于发言之际，纷纷为饶漱石搭建了一条“尊严退场”的途径。
然而，在饶的最后陈述中，他依旧固执地辩称“原则无误，只是方法有误”，不愿诚实地承认错误。
此后，他仍旧在毛主席面前不断指责少奇同志、安子文以及中央组织部诸位同仁的所谓“过失”，同时亦如往常般前往高岗处，争论不休，倾诉心中的怨愤。
随后，饶某似乎出于某种未明的原因，一改往常，对安子文言道：
“你所提到的对财经会议的抵触，实则并非针对您个人，而是针对少奇同志而言。”
泄露了天机。
高岗与饶漱石分裂党的行为迹象日益显著，至全国财经会议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际，问题已暴露无遗。鉴于此，党中央明确指出他们为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并下定决心予以彻底揭露。
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明确指出：
“北京设有两处指挥中心，一处由我担任领导，主导着积极的行动和热情的推动；另一处则由他人领导，施行着消极的策略和冷峻的举措，犹如一股潜流。这究竟是权力集中于一处，还是分散于多个源头？”
此外，他提议政治局制定一项旨在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少奇同志在北京亲自主持，着手草拟《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毛泽东主席启程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彼处他亲自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拟定工作。
在此期间，毛主席针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行为，曾先后向党内部分高级干部进行了提醒。
1953年12月，陈毅将军从上海赴北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之际，受到了毛主席的两次亲切接见。
首次，主席向陈毅探询其对饶漱石的所知，陈毅对此并无深入了解。依照惯例，他尽量按照赞扬同级干部优点的做法，简短地陈述了几点，毛泽东听后却显得态度冷淡。
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
“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
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
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
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
“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又说：
“推让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适宜，谦逊并非万能。面对那些野心勃勃之人，我们应当坚守立场，否则轻易退让，恐将导致党的利益受损。”
1953年12月26日夜晚，毛泽东主席在前往杭州途中，途径上海并稍作逗留之际，向前来迎接的华东地区负责人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同志，谈到了饶漱石的有关问题。
此刻，党中央已决定将张鼎丞调任中央组织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张询问毛泽东有何具体指示？
主席说：
对党与人民忠诚老实，实乃可贵品质。然而，面对阴谋家与野心家，切莫轻易透露心迹！一旦对他们坦诚相待，恐将陷入陷阱之中。
即便如此，在筹备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至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段期间，党中央在处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依旧秉持着宽厚待人、疗救疾患的原则。
1954年一月中旬，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得以草就。随后，我负责将这份草案送往杭州。
“此决议宜经中央全会表决通过，以彰显我们的审慎态度。”
同时强调：“决议的制定应尽可能聚焦于正面阐述，避免对任何同志进行批评。”
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提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应先行通过电报将《决议（草案）》发送给与会同志，以便他们能够提前准备相关意见。此外，毛主席还要求广泛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看法，并特地指示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务必参加会议。
高岗在览阅《决议（草案）》后，心中忧虑重重，难以平静。他急忙致信毛主席，表达了对《决议（草案）》的坚决拥护与全力支持，坦诚承认自己犯有过错，并计划在四中全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他还希望能提前前往杭州，面见主席。
在他提出要求后，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主席正忙于修订宪法草案为由，婉言拒绝了高先生的请求。
高岗两次向毛主席表态，愿保护饶漱石。
首次与毛主席交谈时，高岗语气中带着忧虑，提及饶漱石如今势头迅猛，恳请毛主席出手相助，化解困境。
主席提问，为何是你来代表饶漱石发表言论？毕竟我和饶漱石均在北京，为何不亲自前来找我交流？即便身处西藏，也能发电报沟通，何况我们同在北京，难道他不知道可以走路前来吗？
次之，事发前一日，高岗仍宣称将庇护饶漱石。饶漱石直至终局，亦执意要求为高岗昭雪。
1月22日，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
“针对四中全会会议方针的讨论，我们热切欢迎每一位同志开展自我批评，除非文件已有明确表述。然而，在批评他人时，我们建议尽量克制，以给予犯错同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自我觉醒。”
2月6日至10日，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遵循毛主席提出的两次倡议，成功召开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同时，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阶段的总体战略以及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相关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则决定留待会议结束后另行处理。
在四中全会前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同志分别于1月25日与2月5日与高岗同志进行了两次深入谈话。紧接着，在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位同志又与饶漱石同志进行了交流，并指出了他所存在的问题。
会议落幕之际，自2月15日至2月25日，每日均安排半天时间，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关于高岗同志的问题座谈会。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同志分别主持了关于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对高岗、饶漱石两位同志的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批评，并对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事实核对。此外，还听取了高岗、饶漱石两位同志的申辩与自我反省。
这两场座谈会逐日的详细记录，于会议结束后便被整理妥当并递送至我处。经我汇总整理后，及时向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核心领导同志进行了汇报。
在此期间，高岗不幸遭遇触电事故，虽幸免于难但自杀未遂，导致座谈会不得不暂停一日。
座谈结束之际，依照中央的决策，高岗与饶漱石被要求暂停职务，进行深刻反省。他们于家中各自撰写了书面的自我检查报告。
在中央政治局的坚强领导下，东北与华东两地深入传达并贯彻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露并批判了高、饶二人所策划的反党阴谋。
为此，于3月和4月，分别召开了东北地区的高层干部会议以及华东局的扩大会议。随后在5月和6月，依次举行了山东分局的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的扩大会议。而在8月，又召开了山东省的党代表会议。
高岗执意不肯悔过，于1954年8月17日不幸服用安眠药离世。
我即刻将相关事宜向中央的诸位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通报。在请求李琦转达这一信息给周恩来时，我明确指出高岗是个品行不端之徒。
李琦转述，恩来同志闻言便坚定地回应：“没错，尚昆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
饶漱石停职后，我向陈麒章说明。
目前不宜为饶漱石更换秘书，故你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暂且维持原有身份，继续在饶漱石处任职。每周需撰写一份关于“饶漱石近期情况”的简报，并报送至中央办公厅。若遇重大事项，可随时前往中南海，直接向我进行汇报。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饶漱石耗时半年，精心打磨了一份逾两万字的书面自查报告，详尽地阐述了四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误”。
1. 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之争议——在1949年年底，随着大区级军政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展开，他深知毛主席及党中央有意指派陈毅担任主席一职。然而，在陈毅谦逊推辞之际，他却利用所谓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的同意，从而取陈毅而代之。
3. 期间，在京城疗养之际，我于夜半时分打扰了毛主席，对此深感愧疚。当时，我因患得患失，无端猜测中央将我派遣至京城休养乃是一种“调虎离山”的策略，心中对中央的信任动摇，于是意图从毛主席那里探知中央对我个人态度的端倪。
4. 在中组部任职及主持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过程中，我坦诚地承认，当时我表面上与安子文进行明争暗斗，实则暗中与刘少奇进行对抗，并与之在高岗的反党活动中形成了勾结。
在审视检查的尾声，我不得不坦承个人主义倾向极端严重，遂自加“罪名”，扣上了8顶“帽子”。
(1) 利用他人的不足，借题发挥，贬低他人以提升自我。
(2) 散布谣言，挑拨离间，欺上瞒下，当面撒谎，拒不认错。
(3) 将资产阶级的权谋手段引入党内斗争之中。
(4) 宗派主义;
(5) 一切以个人为起点，个人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6）精心策划，粉饰过错，夸大其词，以名利为诱饵。
(7) 地方、分散主义
骄傲自满，无自我批评。
鉴于饶漱石先生当时正遭受面部神经痉挛症的困扰，导致阅读与书写均感不便，这份书面检查报告，系他自行拟定大纲，随后逐项口述，由陈麒章同志负责记录与整理，随后朗读给饶先生听，并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该报告的最终定稿及签字工作，大约在1954年年底完成，随后上报至中央。
自此，饶先生闲散度日，静候事务的处理。除了偶尔前往邻近的景山公园漫步，他几乎足不出户。
如何对待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在高岗自杀之前，毛泽东曾提出，若高岗能作出深刻检讨，愿意安排他返回延安担任一段时间地委书记，以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他原有的某些职位将无法保留。
在过去的将近一年里，党中央针对饶漱石的处理方案进行了多次研讨，我全程参与其中。当时，中央的初步意见是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以及中组部部长的职务，同时保留其党籍，并为其提供出路。他们认为，这种较为宽大的处理方式对党的利益更为有利。
直至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预备会议，各代表团在讨论大会报告（其中涉及高、饶问题的一部分）时，尽管已有不少代表对保留饶在党内表示反对，并纷纷提议开除其党籍，但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3月18日召开会议，经过深入讨论，仍决定“维持原有意见不变，并向代表们进行解释”。
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之际，主席指出，这份文件历经一年，几经波折，方才成型。他们的所谓联盟，实则是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并非堂堂正正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争取领导地位，而是暗中放火，煽动阴风，不愿见阳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恰当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实乃一场政变式的阴谋。
尽管如此，在最终决定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缺席党代表会议之外，还决定不剥夺他的党籍，仅是免去其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的职务。
不料，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讨论氛围突变，高岗、饶漱石的问题逐渐激化，最终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180度大逆转：
与会者一致认可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针对高岗、饶漱石问题所实行的措施，并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然而，在决议中，对于饶漱石的组织处理部分，经讨论决定，与高岗的处理方式一致，即“永远开除党籍”。
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
三天后，饶漱石被正式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席主犯，接受进一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