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由山人
八、三皇五帝起源及发展考证
（一）、先秦史书成书年代考证
要考证先秦史书的成书年代，先得讨论战国起始年代及分期，以方便叙述。关于战国起始年代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开篇的周元王元年为起始年代，即公元前475年。
第二种说法是以西汉刘向及其门客编撰的战国纵横家言论为底本的《战国策》为起始年代，《战国策》所记载事件上起公元前453年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结束。
第三种说法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国为诸侯开始，以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为代表。然而谈论战国早期之事，多以战国魏文侯开创魏国霸业为基础，而魏文侯功业建立在获封诸侯之前，故此说影响也较小，本书取第二种说法，以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智伯为战国起始年代。
本卷以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册封赵魏韩为战国时间段开始，这一时期魏国通过召集西河学派的众多士人，通过李悝变法成为天下霸主，三晋西伐秦南伐楚东伐齐皆败之威势无边。
以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魏惠王与齐威王相互尊称为王，魏国霸权衰落为战国中期开始点，齐国为天下霸主。这一时期楚威王欲争霸，与齐国大战，齐湣王早期更是六国唯一一次攻破函谷关，后期秦国强大秦昭襄王也忌惮齐国国力，提出东帝、西帝的说法。
以公元前284年，齐国吞宋导致五国伐齐，齐湣王身死，齐国霸权衰落，秦国独霸天下为战国后期开启，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战国后期结束。其中可以细分，以公元前249年，吕不韦灭东周公国，周朝绝祀，为战国末期开启点。
整体来说，本书战国早期为公元前403年—前334年，战国中期为公元前334年—前284年，公元前284年—前221年为战国后期，其中公元前249年—前221年为战国末期。
1、《诗经》成书年代研究
中国记载历史最早的史书，莫过于《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类型，其中《颂》又分为《大雅》、《小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风》则是各地采集的民国。历代学者们多年研究，三颂中《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多记载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之事，被认为成书于西周初期，其中《维天之命》一篇有「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周文王曾孙为周康王，似乎可以证明此篇成书于周康王年间。《鲁颂》和《商颂》被认为成书于周王室东迁（公元前776年）以后，如周公之后鲁国贵族所作的颂扬鲁国祖先的《鲁颂》多被认为是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前627年在位）时期所作。宋国人所作的记载商朝祖先的《商颂》，有《殷武》一篇：「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
《毛诗序》所作题解为「祀高宗也」，谓其为商人祭祀歌颂殷高宗武丁之诗，但清朝学者魏源本三家诗之说，云：「春秋僖四年，公会齐侯、宋公伐楚，此诗与《鲁颂》“荆舒是惩”，皆侈召陵攘楚之伐，同时同事同词，故宋襄公（公元前651年—前637年在位）作颂以美其父（桓公）。」
在西周金文所称的荆楚确实是楚国，可知魏源之说的准确性。《大雅》是西周贵族所作，成书于西周初期到西周中期，但《大雅》里的《板》、《荡》二篇，多被认为刺周厉王之事，因此《大雅》最晚成书于西周晚期周宣王年间。
《小雅》也是西周贵族所作，成书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
《十五国风》则有少部分成书于西周时期，如今本《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另外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其他大部分则成书于春秋初期到春秋中期，具体为《陈风·株林》，《毛诗序》记载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00年（陈灵公十四年），因此《诗经》创作时间大致为公元前1046年—前600年。
2、《春秋》成书年代
《春秋》，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国的史实。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可知《春秋》一书写于春秋时代早期，结束于春秋晚期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3、《尚书》成书年代
东汉《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原为春秋时期史书的通称，而史书被称为《乘》、《梼杌》，则见于《孟子》。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晋、楚、鲁三国史书名称不同，但性质、内容差不多，都记录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春秋史事，都出自史官之手。三国史书何以名称不同？东汉赵岐解释说：“‘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意思是晋史多记“田赋乘马之事”，故名《乘》；楚史多记“嚚凶之类”，故名《梼杌》；鲁史记“万事之名”，故名《春秋》。」
其实，三国史书名称不同，不是因为所记内容不同，而是因为周王室与晋、楚、鲁三国的关系不同，对它们的立场和评价不同。《乘》、《梼杌》、《春秋》名称本身体现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之辨”。
《尚书》成书时间大致与《春秋》成书时代一致，都是春秋时期。
不过原版尚书经秦末焚书坑儒已经不存，汉文帝请担任过秦朝博士的伏生口述尚书二十八篇，后世称为今文《尚书》，至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建其宫室，在孔氏墙壁中发现了原版《尚书》及其他经典，故而称为古本《尚书》，又称孔壁《尚书》，然而孔壁尚书因为所用是大篆，西汉时人多不能识，后来已湮灭无闻。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后被考证为伪造，即伪《古文尚书》。因此东晋至今所传《尚书》，多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真假参半的作品。其中《商书》、《周书》部分可以佐证大半是春秋时期所著。
2023年发掘的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墓地，M1093出土战国楚简揭取编号3910枚，预计可缀合整简约1200-1500枚，字数约30000字，是目前所知单座墓葬中出土楚简数量最多、文字最多者。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分析，秦家咀M1093为战国中期的楚墓，时代为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69年—前329年），其中发现了大批史料，如发现首篇较完整的《尚书-吕刑》。
此前，在荆州夏家台战国楚简中首次出土《吕刑》，但残损较甚。传世本《墨子-尚贤中》《尚同中》、《礼记·缁衣》，上博简《缁衣》，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荆门郭店简《缁衣》、荆州枣纸简《诗书之言》等篇中有摘引《吕刑》的文句。
但《夏书》、《尧典》、《大禹谟》等书，明显是战国中后期时人托古所作，《舜典》本附于《尧典》之中，《舜典》记叙舜的功绩，与《尧典》一样也以“典”名篇。今文《尚书》无《舜典》篇题，也没有篇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这28字。
孔传古文《尚书》割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清朝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考定为这28字为南朝齐人姚方兴添加。
整体来看，《尚书》确实成书于春秋时期，但因为秦朝焚书坑儒与秦末大火，加上西汉时期孔壁《尚书》失传，春秋时期原版《尚书》现已不存，除去东晋以后的伪《古文尚书》，现存的战国楚简《尚书》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今文《尚书》则成书于西汉初期。
4、《逸周书》成书年代考证
（1）成书于春秋早中期的篇章
《逸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又名《周书》。东汉学者认为是孔子删订《春秋》以后的遗留篇章，故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首次称其为《逸周书》。关于其成书时间，一半是春秋早中期，一部分是战国时期，最晚一批则应该是西汉末年。
比如《逸周书-世俘解》：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其中用词方式与西周春秋时期金文纪日十分相似，「旁生魄」与西周《晋侯苏钟》「旁生霸」类似。
「既死魄」与其他金文纪年方式相似，另外有《程典解》、《大开解》、《柔武解》、《小开武解》、《大戒解》、《本典解》也使用月相纪日，西周金文作“既生霸”，指的是每月初七、初八，到十四、十五，既死霸，指的是每月十六到二十三、二十四，春秋早期偏晚，鲁国率先放弃月相纪日，如《春秋》中纪日都是干支，并无月相。春秋中期的铭文中，也可以看到以干支来纪日。如楚国《王子午鼎》的「（唯）正月，初吉丁亥」。因此《逸周书》使用月相纪日的七篇，可以确定成书于春秋早中期。
（2）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篇章
《逸周书》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後，《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另外有卷八的《祭公解》记载周穆王和祭公对话，卷九《芮良夫解》记载周厉王与芮良夫的对话，应当也是成书于春秋时期。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战国楚国竹简，故称清华简，已公布的战国时期清华简诸篇中，属于《逸周书》的篇目有《命训》、《程寤》、《皇门》、和《祭公》4篇，并且1987年在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石板村发掘的战国中期贵族墓葬出土竹简中，有一类和《国语-吴语》和《逸周书-大武解》等十分类似，这也佐证了《逸周书》部分篇章，在战国中期以前已经成书，应当即是原版的《周书》的一部分。
2006年学者唐元发《逸周书成书于战国初期》一文也提到《墨子-七患》，「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与《逸周书-卷三-文传解》：「《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描述语句十分类似。那么有可能在墨子生活的年代之前，《文传解》已经成书。
《韩非子-难势》：「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与《逸周书-卷三-寤儆解》：「无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相似。
《战国策-魏策一》：「苏秦言：……《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与《逸周书-卷四-和寤解》：「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类似。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逸周书》前五十篇的成书时间大致与《春秋》相当，上限在公元前722年，下限春秋中期，作者对武王伐纣前后事迹非常熟悉，应该是居住在洛邑的周王室书吏。有可能是因为公元前516年王子朝之乱，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奔楚，从此《周书》进入楚国，并通过楚国进一步传入天下列国。西汉刘向收集后改名《逸周书》。
《晋书-束晳传》提到西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杂书十九篇，有一篇即是《周书》（即许慎所说的《逸周书》），《隋书-经籍志》说汲冢周书有十卷，该墓实际下葬年代是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而周考王（公元前441年—前426年）时期周王室不断内乱，分封出西周公国和东周公国，势力越发衰弱。周人可能为了拉拢晋、鲁两个同姓国，而把史书送出，因而墨子、魏襄王得以见《逸周书》。
（3）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篇章
《逸周书》前五十篇虽然整体成书于春秋时期，但也有一部分应当成书于战国时期，比如卷二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第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这八篇，均类兵家言。目前出土类似《大武解》的是楚国竹简，这六篇其中一些可能是楚国人所作。
另外，唐元发注意到卷六的《逸周书-谥法解》从周武王到周思王的谥号都有解释，之后的周考王、周显王、周慎靓王谥号则没有解释，该篇应当成书于周考王（公元前440年—前426年在位）去世之前的春秋晚期。
（4）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篇章
西晋学者孔晁为《逸周书》作序时提到西汉末年刘向校书，即谓《逸周书》存者四十五篇，应当基本是汉朝以前的原版，大致是五十二篇，此时只剩四十五篇。而东汉初年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周书》七十一篇」，可见刘向以后到班固时期，还有人改编增加。
自卷六第五十一篇开始，明确有战国到西汉时人的痕迹。比如卷六《时训解》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战国时期历法不同。汉武帝改元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此篇应成书于汉武帝以后。
卷六《月令解》是取材于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将《孟春纪》等四季内容合为一篇，应成书于西汉。
卷七《王会解》记载周成王举行成周之会，其中提到伊尹与成汤的对话，诸侯所献宝物：「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女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其中皆是西汉时期的地名，而且大夏更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国之后，即公元前123年（西汉元朔六年）才有的地名。
卷八《史记解》有：「嬖子两重者亡。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这显然指的是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秦国灭义渠之事，《战国策》与《史记》只说秦国宣太后芈八子诱杀义渠王之事，未记载此后义渠的具体情况，显然《史记解》这段记载弥补了义渠灭亡前两王子相争的局面，秦国得以趁虚而入灭亡义渠。
5、《论语》成书年代介绍
《论语》成书年代比较清楚，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春秋末期，战国前期，或许可以以孔子去世的公元前479年为起始年代，以孔子之孙孔伋去世年代公元前402年为结束时间，即成书于大约公元前479年—前402年。
6、《墨子》成书年代考证
（1）成书于墨子在世时期的篇章
《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记录的汇集。原本成书于先秦时期，但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墨子》一书逐渐丢失，至魏晋时期刘徽、鲁胜二人收集《墨子》重编作注，才得以再传于世。
比如《墨子-非攻下》提到：「唐叔与吕尚邦齐、晋。」先秦史书称姜姓齐太公为太公望或吕望、师望，从西汉成书《史记》才开始称吕尚。
考证《墨子》一书的成书时间，其成书于不同时间，最早的是墨子生前弟子即记录的篇章。比如《墨子-非攻下》：「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该篇提到莒国、陈国、蔡国、智伯的灭亡，其中灭亡最晚的是莒国，灭亡于公元前431年。
而《墨子-节葬下》：「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其中提到天下四强是齐、晋、楚、越，必定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前的局势，而且提到越国好战，应当指的是越国于公元前414年—前404年，北上先后灭滕国、郯国，北上攻齐之事。
（2）成书于墨子去世之后不久的篇章
约公元前390年，墨子去世以后，墨学中心在楚国境内，直到公元前381年，墨家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而死，一些《墨子》篇章成书于此时。比如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一文，提到了战国早期长台关楚墓1号墓出土的竹简是墨家思想。其文为：「周公愤然作色曰：“乌夫！戔（贱）人格上则刑戮至。”刚曰：“乌夫！戔（贱）人刚恃，天于刑上回，有上（尚）贤。”」“尚贤”是墨家推崇的理论之一。
另外，在1994年出土的上博楚简中有一篇被命名为《鬼神之明》的文章，其内容与传世本《墨子-明鬼下》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如第一片竹简：「今夫 （鬼）神又（有）所明，又（有）所不明，则以亓（其）赏善罚暴也。昔者尧舜禹汤， （仁）义圣智，天下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又（有）天下，长年又（有）举，后世遂之。则 （鬼）神之赏，此明矣。」
而《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若以众之耳目之请，以为不足信也，不以断疑，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
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篇文章与《墨子-明鬼下》讲述墨家十大主张其中两个的天志、明鬼内容十分相似，应该是《墨子》佚文中《明鬼》上，中篇里散佚的一部分。
但该篇此后有：「及五（伍）子疋（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 （夷）而死。榮 （夷）公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女（汝）以此诘之，则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古（故）吾因加（嘉）？ （鬼）神不明，则必又（有）古（故）。」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应当是对话的内容，前文引用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后面又具体用圣人伍子胥惨死和乱人荣夷公长寿来反对墨家天志里的天赏、天罚之说，应当是墨家反对派的作品。上博简中儒家内容最多，如《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等。也有道家著作，如《恒先》、《彭祖》等。
《鬼神之明》中有一句「此以桀折于鬲山，而受（纣）首于只（岐）社，身不没为天下 （笑）。」而《荀子-解蔽》中，有：「桀死于鬲山，纣悬于赤旆。」与此十分相似，因此《鬼神之明》这篇作者可能是儒家学者。
但其前文讨论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墨子-明鬼》中的内容，上博简大致成书于公元前299年—前278年，属于战国中期晚段，《墨子》成书必定在这之前。
《墨子》一书保留许多成书于战国初期原版《墨子》痕迹，比如夏朝开国君主夏后开，先秦史书中只有《墨子-耕柱子》与《山海经-大荒西经》称夏后开，如《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歌九辩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其他史书如《左传》、《竹书纪年》等，都称夏后启，这说明《墨子》最早的一批篇章成书时间早于《左传》、《国语》。
（4）成书于战国后期的篇章
《墨子-亲士》提到吴起之裂，说明此章成书于公元前381年之后。《所染》：「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这一篇提到中山国和宋国灭亡，中山国于公元前295年灭亡，宋国于公元前284年灭亡，《所染》一篇必定成书于此后。
鲁胜作《墨辩》时认为《墨子》中四篇《经》是墨子本人的著作：「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然而《墨子》：《经说（上）》有：当马非马，若人过梁。《经说（下）》有：白马多白，视马不多视，白与视也。无坚得白，必相盈也。这显然是墨家学者在否定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论，以及“离坚白”论。公孙龙为平原君赵胜门客，活动于赵惠文王晚年到赵孝成王早年，约公元前283年—前257年，可见《墨子》中四篇经必定成书于此时。
《墨子-杂守》一篇提到铜：「寇近，亟收诸杂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铜在先秦时代称为金，西汉时期才划分称铜。
《墨子-鲁问》一篇记载墨子派遣弟子公尚过游越国，与《吕氏春秋-离俗览-贵义篇》十分相似。
综合来看，《墨子》一书大部分成书于战国早期，主要写作有四次。如《非攻》、《节葬》等，应该成书于战国早期墨子晚年或墨子去世不久，公元前404年—前390年。第二次是公元前386年—前381年前后，墨家中心在楚国时期，如《尚贤》、《明鬼》等。第三次是墨学中心在宋国。如守城诸篇等多次提到墨子弟子禽滑厘，禽滑厘曾经帮助墨子在宋国守城。第四次则是墨学中心转入秦国，秦惠文王到秦昭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38年—前251年，如《亲士》、《所染》及四篇《经》等。
7、《春秋左传》成书时间考证
（1）《春秋左传》成书的下限
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被盗卖到海外，后经浙大海外校友牵线，由金兰艺术史基金会董事朱国英校友出资，于2009年从海外回归，成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首批藏品。据了解，这批竹简经过清理、复原之后，共有完整竹简160枚，其中有120多枚竹简记载了《左传》中的内容，共3100多字。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经过整理考释，浙大古文字学家曹锦炎主编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正式出版，并于2012年4月24日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首发式。也就是说，不晚于公元前340年，《左传》已经成书。
实际上，《左传》成书要更早一些。《战国策-秦策四-或为六国说秦王》：「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
魏惠王举行的逢泽之会在其即位二十六年，即公元前344年。魏惠王为何自称夏王呢？这应当与《左传》的记载有关，如《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左传》认为晋国区域是夏朝郊野，三家分晋以后，魏国占据晋国都城，魏国早期都城安邑，即在今山西运城市夏县，而当时人也多以晋国代称魏国，如楚怀王时期的《鄂君启节》：「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指的即是公元前322年楚国击败魏国的襄陵之战。魏惠王应当正是看过了《左传》，故而认为魏国是夏朝的郊野，因而自称夏王，由此可知，最晚公元前344年，《左传》即已成书。
（2）《春秋左传》成书的上限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著作，是对记事简略的《春秋》的补充，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255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
①杨伯峻对《左传》成书上限看法
从上限来说，虽然《左传》最后一篇记载的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但《左传》提到赵襄子，赵襄子是其在公元前425年去世以后的谥号，可知《左传》成书最上限公元前425年之后。
2004年胡安顺《春秋左传导论》一书提到了20世纪众位学者对《左传》的考证，比较系统完备。据学者杨伯峻考证认为，《左传》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年—前386年之间，即鲁穆公（公元前407年―前375年在位）在位早期，礼贤下士，曾隆重礼拜孔伋（子思），咨以国事；任才学优异的博士公仪休为相，这与《左传》中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的思想所一致。杨伯峻认为《左传》成书的下限是公元前386年，是因为《左传》中提到陈国灭亡，得政于齐国之事，他认为“陈氏得政于齐”，必定是在田齐太公田和被封为诸侯之前，即公元前386年。
②徐中舒对《左传》成书上限看法
然而其他学者有不同意见，1962年徐中舒：《〈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则认为，《左传》成书时间在公元前375年—前351年。其文认为，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又能断言郑国先亡，故而成书时间不早于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之时。
《左传》对田氏代齐的预言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齐侯使敬仲为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陈完的第五世后人田乞，驱逐了齐国世为上卿的的国、高二族，自立为相，掌握了齐国国政大权，正是卜辞所说的“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公元前391年，田完的第九代后人田和废掉了齐康公，放逐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后来唯一的食邑也被收回，康公只好在钭坡上挖洞为灶。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齐太公，取代姜氏成为了齐国的主人，史称“田氏代齐”，时为公元前386年。这说明《左传》预言到了田氏代齐，必定成书于公元前386年之后。
《左传》对郑国灭亡有预言，具体记载是《左传-昭公四年》：「郑先卫亡，偪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这段大意为郑国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逼近大国而没有法度。政策不遵循法度，而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百姓各人有各人的意志，哪里能够尊敬上面的人？”
至于《左传》成书的下限，徐中舒认为，「《左传》作者为什么要说“郑先卫亡”呢？这也是有缘故的。公元前372年是郑国灭亡后的第三年，赵伐卫，攻取卫国七十三个乡邑，此时卫国已有亡征。此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国甄、漆、富丘诸邑，此时卫国危亡已在旦夕。在魏国霸权下，卫原是魏国的附庸，只要卫国存在，魏为团结赵国起见，还可以容忍一下；如卫入于赵，不但损害了魏国的霸权，也撤去了魏国的屏障；魏惠王权衡厉害决不能坐视卫亡而不救。公元前三五四年魏为救卫之故，围赵邯郸。两年后魏攻下邯郸；但魏取邯郸，破坏了东方赵魏齐楚四国的均势，实非齐楚之利。齐楚为救赵之故，又先后予魏以沉重的打击。魏因此又不得不再作团结三晋之计，与赵盟漳水上，归赵邯郸。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均势下勉强维持下去。这个均势的形成，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卫亡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赵魏盟漳水上在公元前三五一年，因此，《左传》成书也就不能晚于此年。」
徐中舒还提到，《左传》中有一些没有应验的预言。「《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是以始赏，天启之矣！”作者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西河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因此，就断言“秦之不复东征”（出自《左传-文公十六年》）；后来魏献河西、河东地与秦，又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
③赵光贤对《左传》成书时间推测
1962年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也认为《左传》作者是孔子门徒或七十子后学。理由是：「第一，作者特别推崇孔子，如《左传》续经文直到哀公十六年，特书“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以纪念孔子；第二，《左传》记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活动甚详；第三，《左传》评论中引“仲尼曰”的话非常多；第四，《左传》对孔子弟子的活动记载较多。另外，《左传》作者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旗帜很鲜明。其初编为纪事本末体，成书时间当在战国初期，最迟在公元前430年后不久。改编本为解经的编年体，成书时间当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52年。改编者见到滕之亡和郑之灭，但未见到滕之复国和商鞅伐魏。」
④王和对《左传》成书的具体研究
学者王和于2003年发表的《〈左传 〉的成书年代与编撰过程》一文提到《左传》在编纂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
(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
(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
此文对于《左传》具体成书时间也有比较独到的研究，比如《左传》中提到郑国的记载非常详细，必定是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之后，郑国史官流落到其他地区，《左传》的作者才能从郑国史官手中收集到这批材料。在详细时间上，该文提到《左传》中有关于五条岁星的预言，「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已证明其皆作于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左传》中的岁星纪事并非实际的天象观测，而是后代占星家以公元前365年所观测到的天象为标准的元始年，用无超辰法推步嵌入的。这一论证向为学界所信服，从《左传》中的岁星天象来看，襄公二十八年所记梓慎之言“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稗灶言“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襄公三十年所记“岁在娵訾之口”；至昭公八年所记“岁在析木之津”；恰恰记载了岁星由越出本位到完全超越一辰的进行性变化的情况。」这也不迟于公元前360年。
故此，王和《〈左传 〉的成书年代与编撰过程》一文认为《左传》成书时间是公元前375年—前360年之间。
④《春秋左传》成书年代发生的大事
公元前375年—前360年。在这个时间段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呢？公元前376年，赵魏韩三家彻底瓜分晋国最后一座城邑，晋静公被废为平民，晋国灭亡。当时各国都有记载自己史书的《春秋》，而魏国于公元前403年正式立为诸侯，这应当是魏武侯晚期编著自己国度史书的需要。而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很有可能一批郑国史官为了寻求魏国的庇护，带着郑国史书前往魏国寻求庇护，成为《左传》中关于郑国史事记载详细的来源。
《春秋左传》关于岁星天象观测的时间段里，在公元前365年前后。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六年，魏国从山西运城市的安邑迁都河南开封市市境内的大梁，表示了魏惠王要与东方诸侯争霸的决心，这应当是《左传》中对魏国的期盼和预言背景来源。《左传-闵公元年》：「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另外，《左传》中对于田氏代齐也持称赞态度。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而公元前367年，齐国田齐桓公曾经大会诸侯。清朝曾经出土两件《陈侯午敦》，陈侯午即《史记》里所谓的田齐桓公田午，齐威王的父亲。两件《陈候午敦》一件是七年器，一件是十四年器，陈候午七年即公元前367年。《七年陈候午敦》铭文为：「隹（唯）七年，陈侯午潮群邦诸侯于齐。诸侯享以吉金，用作平寿，造器敦，以登以嘗。保佑齐邦，永世毋忘。」
另外，《战国策》和《史记-鲁仲连列传》都提到田氏代齐后还曾经朝拜过周天子。「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
前文虽然说是齐威王，但后文提到是周烈王，周烈王于公元前369年去世，此时齐国是田齐桓公田午即位，因此《战国策》这条记载有误，或者是鲁仲连记忆错误成了齐威王，田午即位时齐国经常被三晋压着打，需要结盟楚国对抗三晋，因此朝拜天子有利于塑造好名声，齐威王时齐国国力强盛，不需要通过朝拜天子的行为加强名声。齐侯来到成周以后，“居岁余”而周烈王去世，那么田午朝拜周天子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371年左右，这件事可能对公元前367年田午在位第七年，诸侯朝拜齐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魏武侯晚年到公元前369年魏惠王在位元年，赵韩两国曾经试图扶持公子缓即位，因此魏国主要和三晋同盟有矛盾，此时对齐国处于拉拢状态，直到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十年，魏国才拉着赵国一起攻打齐国，《左传》中夸赞田氏齐国的原因，应当正是魏惠王早期魏国和齐国的蜜月期。
（3）《左传》原名考证
《左传》这个名字，来源于西汉司马迁。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汉书-刘歆传》则称《春秋左氏传》、《艺文志》称《左氏传》。
然而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九、〈左传〉的流传》一文提到「《国策》载虞卿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曰‘居安思危’相同，是虞卿所称《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上卿，这就是《左传》流传于赵地之证。韩非子于《奸劫弑臣篇》“春秋记之曰”的下面，引楚王子围杀王自立及崔子之徒贾举弑君，其事皆出《左传》。是韩非子引《春秋》，也是《左氏春秋》，这是《左传》流传于韩地之证。可见战国时人所称引的《春秋》，与原版简略的《春秋》同名，就是汉朝所说的《左传》，实际上时人如果要区别命名，应该准确命名《春秋传》。
（4）《左传》作者的国籍考证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西晋杜预《春秋左传-序》、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皆认为《左传》作者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然而近代以来对《左传》作者有不同看法，章太炎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是战国早期的吴起，理由是吴起是鲁国左氏邑人，而前往徐中舒已经考证过，《左传》在战国时期的名字就是《春秋》，与左氏无关。
徐中舒认为，《左传》的作者应当是魏国人，应当是儒家子夏再传弟子。如：「春秋时代鲁用周正，《春秋》为鲁史当然要用周正。战国初期鲁国国势愈趋衰落，与郑、卫、陈、蔡等小国，号称“泗上十二诸侯”，《左传》取材繁富，它已不是局促于鲁国一隅之地所能完成的著作了。《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可以提供这样繁富资料的国家，当时只有三晋的魏国最有可能。《汲冢书》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如果是《师春》抄自《左传》，则魏襄王时《左传》不但已编写成书，而且已在魏国流行了。反之，如果是《左传》抄自《师春》，则提供《左传》编写的资料，魏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战国初期魏国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西河距魏旧都安邑甚近，是魏文侯筑馆优礼子夏之所，也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一个中心所在。……《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
王和《〈左传 〉的成书年代与编撰过程》同样提到，「《左传》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笔记材料中之最多最全者，当属郑、晋、鲁三国，而郑、晋最多。其余各国之取自实录者，只有片段材料或零星记载。而这些片段材料和零星记载的内容，又多为记录内部祸乱争斗之事。战国史料则以魏国最多。」佐证了徐中舒认为《左传》作者是魏国人的看法。
另外《春秋》称晋灵公时赵盾弑君，而《左传》称晋灵公不君，清晰可见《左传》作者崇魏贬晋的立场。《左传-宣公十五年》提到结草衔环的典故出处，主角正是魏国的祖先魏颗。《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经常推崇的孔子夸赞魏献子。如：「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这说明《左传》作者和魏国的密切联系。
（5《左传》对《山海经》的吸收内容
另外，鲁共公之父鲁穆公问政于子思，自此鲁国有崇儒的传统，这与《左传》中整体崇儒的思想相吻合。《韩非子》：「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於晋，或宦於荆。」鲁穆公之子在楚国为官，大致鲁穆公晚年，《山海经-大荒四经》传入鲁国，于是《左传》的作者们创作时，也就吸收了小部分《山海经-大荒四经》人物。
比如《左传》吸收了《大荒四经》中的黄帝形象，《左传》中仅有两次提到黄帝，黄帝地位不是最尊崇的地步。一次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此处黄帝是战神形象。一处《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此处黄帝是云师形象。
《左传》还吸收了《大荒四经》中炎帝的形象，并将其予以改造，《大荒西经》中的炎帝仅仅是互通天地之神，如「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但在《左传》中，炎帝已经成了姜姓之祖。如《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另外，《左传》还吸收了《山海经》中的十日传说。《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而《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另外，需要注意《左传》中鲧与关系的变化。在成书偏早的《墨子-尚贤（中）》同时提到鲧和禹，两者并无联系。如：「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此句讲述天罚与天赏，显然，鲧是天帝之子。
而且，《郭店楚简》中也提到了鲧，与《墨子》中的鲧类似。
郭店楚简《语丛一》原简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一》：「有天有命，有物有名。天生鲧，人生卯。有命有度有名，而后有鲧。」这一句被有的学者释读为：「天生伦，人生谋。」实则与《墨子-尚贤》相吻合，说明《尚贤》一篇仍是原版。所谓「天生鲧，人生卯。」按照《墙盘》鲧字的含义，“鲧”字在此处表示柔，卯字在甲骨文中含义为杀，此处应当指的是刚强之意，此句意为：天性是柔弱的，人性是刚强的，有了天命有了尺度有了名声，然后才有柔弱。
郭店楚简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于公元前375年去世，这说明郭店楚简是在公元前375年之后记载的，此时鲧的形象还未发生变化，也自然说明此时《左传》还未成书。
《山海经-大荒四经》中鲧和禹也是互相独立。如《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大荒北经》：有榆山。有鲧攻程州之山。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大荒北经》认为颛顼生驩头，《大荒南经》则说鲧之子炎融生驩头，显然炎融是颛顼别名，鲧是炎融之父，与禹无关。
而《左传》中将“鲧”与“禹”并提，说鲧是夏朝祖先。如《左传-文公二年》：「故禹不先鲧。」这说明《左传》成书于《墨子》、《山海经-大荒四经》之后。
（6）《左传》成书时间及作者综合分析
从现有资料综合来看，《春秋左传》成书时间在战国早期晚段，公元前375年—前360年之间，郑国灭亡到秦孝公出兵围魏国旧都安邑之间。具体时间是《左传》中岁星天象的研究，即公元前365年—前360年之间。
《左传》作者应当是魏国人，其中之一应当是魏襄王墓中发现的有关《左传》卜辞的师春，成书年代正是魏国霸业鼎盛时期，因此《左传》中关于预言多有应验，但关于秦国的预言“秦之不复东征”没有应验。
8、《国语》成书时间考证
（1）《国语》成书下限在公元前299年
《国语》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年—公元前453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其中以《晋语》最为详细，可知是三晋赵魏韩之书，成书时间学者们认为在战国早期，但具体年代没有定论。《国语》最后一年是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水淹晋阳城三家分晋之事，可知在公元前453年之后。据《晋书·束晳传》，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从魏襄王墓中掘出一批竹书，内有《国语》三篇，而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终记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并称魏襄王为“今王”，可知《国语》的某些篇章成书于此前，即公元前299年之前，大致范围在公元前453年—前299年。
（2）《国语》与《左传》的相似事件
《国语》中有多处内容和《左传》类似。提到了鲧与禹是父子关系，一些内容与《左传》十分相似。 比如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国语·周语下》：「是故舜之刑也殛鮌，其举也兴禹。」
再比如：《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国语-晋语》：「昔者鮌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 ，三代举之。」两书记载都是从《墨子-尚贤》中的“天帝杀鲧”的说法衍生而来。
再比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西晋杜预集解《春秋》与《左传》，写了一篇“后序”，说他亲眼见到“汲冡书”，一共有七十五卷。从中，他发现一本书，名叫《师春》。“后序”原话：「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另外《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其中提到魏襄王墓除了出土三篇《国语》，还有有关《左传》的卜筮，师春应当魏王派出，抄写《左传》这批卜筮的作者，这也是《国语》作者必然参考过《左传》的内容的明证，有可能师春还参与过《国语》的编撰。
（3）《国语》成书的上限
从对黄帝的描述来说，《左传》中两次提到黄帝，与田齐之祖先无关，田齐祖先和颛顼、有虞氏有关。而《国语》则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如《国语-鲁语》：「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从《左传》中来看，田氏齐国早期崇拜的是虞舜和颛顼。但齐威王时代，田齐开始崇拜黄帝，以黄帝为祖。
《陈侯因資敦》铭文拓片
如徐中舒先生收藏的《陈侯因資敦》（被误称为《齐侯因齐敦》）提到齐威王祭祀黄帝，其中铸器祝融自称陈候因資，秦朝以后演变为田氏因齐。该器是最早的祭祀黄帝的青铜器，其铭文为：「隹（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資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慕）克成。其唯因脊。扬皇考，邵缍高祖黄啻，休嗣桓、文，朝昏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用。”」
铭文大意为：正六月癸未日，陈候因資说：“我的皇考先父桓公（田午）恭敬啊！高大仰慕克敌成功。唯有（你的儿子）因资。颂扬先父。向远继承高祖黄帝，向近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伟业，大会诸侯，一起颂扬那些德行。诸侯献来吉金，用来制作先父田齐桓公的祭器，用来向上飘扬品尝祭品。（愿你）保佑齐国，世代万年子孙永远祭祀所用。”该器提到齐威王大会诸侯，应当是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魏惠王、齐威王相互承认对方为王之事。
田齐先以有虞氏及颛顼为祖，后以黄帝为祖，这应当即是《国语》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的原因，说明《国语》成书上限不早于公元前334年。
（4）《国语》为何说夏后氏禘黄帝祖颛顼
《国语》又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这应当与魏惠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44年）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有关。魏惠王自视为夏朝后代。但同时，魏国也有一定的尧舜崇拜。
《吕氏春秋-览-审应览》记载魏惠王打算给惠子让国，惠子推辞，二人模仿尧舜与许由事迹。「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其中“甄”即是“鄄”之讹误。此事发生于魏惠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之前。
徐州相王之后，魏惠王应当即已见识到齐威王修改以黄帝为祖先，魏惠王认为齐国称霸击败魏国是因为认祖黄帝，也加入了黄帝崇拜，《国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来试图复兴魏国。
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左传》说姜姓之祖为炎帝，而《国语》在这个基础上，认为炎帝姜姓，《国语》又原创黄帝为姬姓，目的是为了说明姬姓魏国是黄帝后代，视图联络包含已经被灭亡的姜姓齐国及其他姜姓之国，和魏国一同打击齐国。
由于田氏齐国早已认黄帝为祖，故而《国语》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十二人，但其中并无田齐的妫姓，明显是不认可田氏齐国是黄帝后代。
（5）《国语》中思想的来源
再进深一步从思想上分析，《国语》其思想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但书中也兼有道家、名家和法家思想。例如，道家思想《周语》中有崇尚阴柔致胜的内容，《晋语》中记载了矛盾向反面转化的语录，这是道家和名家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是《齐语》，一卷几乎自始至终谈论霸术。
而魏国一直有浓厚的崇儒传统，从魏文侯在公元前428年请孔子弟子子夏为师，开创西河学派起开始尊尚儒家。惠子相魏时（公元前336年—前329年），魏惠王还打算禅位给惠子，被惠子所拒绝。这明显是受了儒家学说，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禅而不传」禅让说的影响。至魏惠王四十九年（公元前320年），魏惠王还请儒家大师孟子来魏国。
同时《国语》中也有一部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吕氏春秋》说田子方师父为孔子弟子子贡，但《庄子》收录《田子方》一篇，田子方向魏文侯讲述养生之术，显然田子方是儒道双修。魏武侯、魏惠王时，魏国有道家代表人物杨朱、子华子，这都应当是《周语》中道家思想的来源。
而《吕氏春秋-开春论》记载惠子与匡章的对话，「惠子说：“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这正是典型的矛盾转化论，可以推断《晋语》的作者，可能受了惠施的名家思想影响。
李悝变法以后魏国有法家思想，《吕氏春秋-审应览》魏惠王令惠施变法，但被翟翦所反对，翟翦认为惠施变法措施虽然好但不符合实际，这应当是《国语》中一部分法家思想的来源，而《国语-齐语》中之所以谈论霸术，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齐威王用邹忌变法，开始推崇法家。
（6）《国语》成书于魏惠王时期
整体来看，《国语》作者是魏国人，成书于战国中期早段，徐州相王之后，即公元前334年—前299年，因此魏襄王墓葬中才会有三篇《国语》，更大的可能早在魏惠王去世之前已经成书，即公元前334年—前318年。
9、《竹书纪年》成书年代
《竹书纪年》分为两个版本，古本《竹书纪年》起自夏朝，据《晋书·束晳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从《竹书纪年》结束止于魏襄王其他西晋时期记载可知出土于魏襄王墓而非魏安釐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从魏襄王墓中掘出一批竹书，内有《国语》三篇，而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终记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并称魏襄王为“今王”，可知《竹书纪年》成书于公元前299年。
而其上限，按照《晋书》记载，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又说太甲杀伊尹。这一部分被后代学者认为是后世伪造，但早在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即有「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的记载，证明《竹书纪年》就是认为尧舜传位是相杀。
这应当是因为公元前312年燕国内乱之事的原因，这一年燕王哙禅位给子之，引发燕国内乱，齐国入侵杀子之，之事，故此魏襄王不再相信禅让之说，可以判断《古本竹书纪年》成书上限不早于公元前312年，整体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公元前312年—前299年，魏襄王七年到二十年。
《古本竹书纪年》经过战乱已经不存，而今本《竹书纪年》起自黄帝，多了五帝部分，结束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清朝《四库全书》的作者们考证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关于五帝的部分，应当是宋朝的学者用《宋书-符瑞志》的内容所补充的。另外用《左传》补充了夏朝部分。
10、《战国策》成书年代研究
（1）成书于汉惠帝时期的部分
《战国策》所记载事件上起公元前453年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结束。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战国策》成书于战国时期，何晋则据其特点认为，「《战国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编著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学习揣摩游说辞令的游说之士。」或者说，「《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演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1976年在湖南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言论，共有27章，15章与苏秦有关，其中有11章分别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此外16章不见于现存的传世古书。根据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纪年木牍，可以确定该墓下葬的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文物》1974年第7期），即公元前168年，考证为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豨之墓。墓中的篆书抄写于汉太祖十一年（前196年）左右，而隶书则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
而抄写《战国纵横家书》帛书的字体介于小篆、隶书之间，这说明抄写于公元前196年之后，公元前168年之前，应当是汉惠帝在位年间及吕后摄政时期，到汉文帝即位之前，即公元前195年—前180年之间。此时距离公元前99年，司马迁入狱写《史记》前，已经过了近100年。
（2）成书于战国后期之后
记载年代：《战国纵横家书中》记载时间最早的是《麛皮对邯郸君章》，此时是楚宣王十七年（前353年），魏国发兵包围邯郸，赵国向楚国求救。时间最晚的是《李园谓辛梧章》，开篇云「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此事发生于公元前235年。
成书时间：据《李园谓辛梧章》一章，可知《战国纵横家书》成书于公元前235年之后，结合字体在小篆、隶书之间，因此应当是秦朝以后，公元前202年，汉朝统一天下后，尚有纵横之士游历四方，传苏秦等纵横家事迹及言论，甚至可能有部分苏秦等人遗留的原文信件，可以推论大约在公元前195年—前180年之间，为利苍及其子利豨所收集记录成《战国纵横家书》。
苏秦事迹：《战国纵横家书》中关于苏秦出现最早的年代，《苏秦谓陈轸章》，开头即云「齐宋攻魏，楚回翁是」，后面又提到「秦逐张义（张仪）」，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12年，其他苏秦事迹则集中于公元前287年，苏秦劝齐湣王废除东帝称号，到公元前286年齐湣王攻宋而尚未灭宋之间。
（3）成书于西汉晚期的部分
《战国策》其他篇云苏秦说秦惠文王，与《战国纵横家书》不合，《秦策-张仪说秦王》中又提到「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指的是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之事，提到「（赵）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大王（秦昭襄王）以诈破之，拔武安。……乃复悉卒乃攻邯郸，不能拔也」指的是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以及公元前259年—前257年的邯郸保卫战。然而这三次战役都发生在张仪去世之后，《秦惠王谓寒泉子》一篇又提到，「夫攻城堕邑，请使武安子。善我国家使诸侯，请使客卿张仪。」
而史料记载白起第一次出现是秦昭襄王十年（公元前294年）伐韩，此时张仪已死，二人之间差一辈，足见《战国策》其他篇对于张仪、苏秦两人所处的年代十分混乱。从《战国纵横家书》可知，西汉初年苏秦的事迹还没有发生混乱，具体到司马迁所说的“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已经是汉武帝时期，而汉昭帝时期桓宽所作的《盐铁论》“苏秦以从显于赵，张仪以横任于秦，方此之时，非不尊贵也」，说明张仪、苏秦是同时代人的认知，是汉武帝、汉昭帝时期士人普遍的心态。
由《战国策》、《史记》与《战国纵横家书》11篇相同，可知《战国策》这11篇所作时间大致与《战国纵横家书》相同，在战国后期到西汉初期，即公元前235年—前168年之间。而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这说明汉文帝早期社会上关于附会苏秦的事迹还没有形成风气，社会上只保留《战国纵横家书》的11篇，其他的应当都是西汉初年追慕纵横家事迹，可能如主父偃等人所互相传播形成的，具体成书时间应当在汉文帝晚期、汉景帝、汉武帝时期，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下狱之前，司马迁正是参考了这些西汉时人的新作才写出了《史记》。
因此《战国策》形成时间为战国末年至西汉早期，即公元前235年—前99年，可以以公元前168年利苍之子利豨下葬，26篇《战国纵横家书》原作消失为节点，成书时间分为前后两期，最后在西汉晚期为刘向所编撰。
11、战国其他书籍成书年代研究
除了《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这种正统史书，战国时期也有其他私人历史与哲学混合类著作，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战国中后期有《管子》、《孟子》、《庄子》等书，战国末年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世本》、《尔雅》等。
《孟子》、《庄子》二书成书于孟子、庄子二人三、四十岁以后，加上去世二十年左右其弟子门人的语录和记述，即约公元前326年—约前270年。荀子于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九年）去世，其书大致成书于公元前263年—前238年。
《韩非子》一书成书于韩非子受学于荀子，到来见秦始皇之前，即公元前253年—前235年。
《吕氏春秋》此书 《序意》 中说 ：「维秦八年， 岁在涒滩， 秋甲子朔。朔之日， 良人请问十二纪。 」具体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秦始皇八年）左右。
《世本》里首次提到商朝诸位先公世系，对研究商朝历史十分重要，按《诸侯世本-赵》记载，「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迁」，当成书于赵国末代赵王迁在位（公元前235年—前228年）年间。
12、战国楚简成书年代研究
1930年代到2019年，从1924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开始，南方出土大量战国帛书和楚简，被北京清华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大学珍藏，楚简记载三楚先为老童、祝融、季连。如望山楚简有：「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爿羊」，葛陵楚简有：「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爿羊」。2008年收藏的《清华简-楚居》则记述了楚国在季连时代的起源地及其世系，并且明确提到“季连娶盘庚之子的女儿妣隹为妻”，可知季连相当于武丁时人。
2015年出土的安大竹简，据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在国分析认为，“安大简”中有不少和楚史有关的竹简，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有些可与传世文献互证，有些可补历史记载缺失。这批简从“颛顼生老童”起到楚(献)惠王“白公起祸”止，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
通过这批简文，解决了早年学界争论不休的季连与穴熊、鬻熊的关系问题，证实了季连与穴熊、鬻熊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极大地推动了楚史研究的进程。安大简提到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之事，并且记载了季连别称为穴酓、鬻熊，季连之所以别称穴熊，是因为某次犯错藏于山洞之中，祝融感叹说“是穴之熊也”，派人放火烧洞迫使其出来，季连自称“酓 (苦)”，由此得氏为酓。后来大概为了惩罚季连，于是祝融（黎）将其迁往陕西蓝田白鹿原一带，依旧保留了祝融的传说，《清华简》楚居记载了楚人从季连开始的历史，这些记载可以补正《史记-楚世家》的讹误之处。
综合来看，以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的香港市场收集的楚简时代最早，简称安大楚简，碳十四测年约为公元前400年—前350年。
其次则是2023年湖北荆门市出土的秦家咀墓地楚简，简称秦家咀楚简，时代为楚宣王至楚威王时代（公元前369年—前329年）。
再其次则是1993年湖北荆门市出土的郭店村楚简年代，简称郭店楚简，碳十四测年公元前390年（误差±170年），根据墓葬型制及器物纹样等推定，郭店楚简入葬年代为战国中期，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其中《唐虞之道》提到禅让说，必定成书于燕王哙禅让给相邦子之导致燕国大乱之前，具体为公元前350年—前312年之间，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在位时期。
再其次是1994年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葛陵故城出土的葛陵楚简，从出土的竹简记载事件推断，墓葬的年代公元前340年左右（楚宣王三十年），
再其次则是195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和2号楚墓出土的望山楚简，M1墓主为楚悼王曾孙悼固，下葬年代是公元前331年，望山楚简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31年（即楚威王九年）。
再其次则是1987年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出土的包山楚简，里面卜筮祭祷简是墓主临死前3年间（公元前318年至前316年）的占卜记录，可以确认成书于公元前316年（楚怀王十三年）之前。
再其次则是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香港市场收集的楚简，简称清华简，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305±30年。
再其次则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经有关专家测定，上博简距今大约2257±65年。上博简的具体出土地点不详，但据推测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即不晚于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陈郢，而上博简中有一篇《慎子曰恭俭》，慎到在齐国时，当时楚国太子熊完在齐国为人质，慎到做过其老师。公元前299年，熊完回到楚国即位，是为楚顷襄王，慎到随其来到楚国。因此上博简的成书年代具体为公元前299年—前278年。
13、《山海经》成书背景及年代考证
（1）《山海经》记载的背景年代
《山海经-大荒四经》的《大荒南经》中提到帝俊之妻羲和在甘渊沐十日之事，《海外东经》中提到十日住在扶桑树上，而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即出土青铜神树，上有九乌，印证了《山海经》的神话，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埋葬年代相当于河南安阳市商朝后期殷墟遗址一期到二期，这说明最晚商朝后期，十日居于扶桑树上的神话开始流传了。
而《山海经》中最古的人，当是夏朝开国君主夏后开，夏朝时期还有《大荒东经》中的商人先公王亥。诸篇皆有天帝帝俊，其原型为甲骨文里的高祖夔，商朝开国君主大乙成唐（成汤）之父，商人先公示癸。《大荒西经》中有夏桀之臣夏耕。时间最晚的如《大荒北经》中提到有北齐之国，姜姓，可以确定是西周时期姜姓齐国分封以后之事。
故而《山海经》记载的事迹年代上到夏朝开国，下到西周早期，大约1000年的事迹。
（2）《山海经》作者为楚国人之证据
《山海经》的成书作者历来争论颇多，其中以巴蜀人和楚人最有影响力。其一，吕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说的代表者。吕子方以“大荒”、“海内”多有记载巴、蜀之地的事迹为例子，提出巴、蜀人说。而蒙文通则认为《海内经》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此说有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十鸟，与《大荒四经》相合可作为证据之一。
其二，1978年袁珂在《<山海经>写作时地和篇目考》一文中认为：「大荒海内五篇部分成书最早，约为在战国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经、海外四经稍迟，在战国中期以后，海内四经成书于汉代初年。」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为“播琴”，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其中颛顼即为楚人最早之直系祖先。
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黄帝者9处：《西次三经》“是为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其三，周人与楚人合作说。王红旗、孙晓琴1996年出版《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王红旗研究《山海经》认为，春秋时期，有王子朝之乱，发生于公元前520年（周景王二十年），王子朝为周景王周贵的庶长子，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王子朝争位失败后奔楚，携带了大量周室典籍，因为楚人只是提供庇护，却不敢接纳王子朝，最后王子朝一行人停留于河南南部的南阳市，《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
后于公元前505年被周敬王派人刺杀而死，即是2002年发现的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龙窝村夏庄东“不见冢”墓地，从此周王室的一些其他诸侯国未能见的典籍散落四方，对楚国史书和鲁国《尚书》、齐国邹衍的“大九州”思想都有所影响。茅盾先生在1929年《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
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山海经》中常跳跃出四言韵句，而《道德经》中亦经常使用四言韵句，此现象已被不少学者注意到。笔者怀疑四言韵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师的一种常用修辞方法，并被周朝史官所承袭，此点《尚书》亦可为证。因此，《山海经》的编写者当系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师和学者）或其后裔。
其四，主张北人与南人合作成书的观点，学者萧兵著文称：「《山海经》结构上观点模糊，节段松散，句式零乱，韵散夹杂，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情调、构思和语言风格，并提出《山海经》包含南、北方大量资料信息，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
本文在袁珂先生的观点基础上予以发挥，补正《山海经》作者以楚人为主说的正确性。
第一，老童其人，在先秦史书中仅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及《山海经-西山经》，鲁国史书《左传》、魏国史书《国语》皆没有记载，只有西汉初年《大戴礼记》中收录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帝系》中提到老童，而现代出土的楚国竹简中也有老童，与《大荒西经》相同。
第二，《大荒西经》最早提到女娲，其次则是屈原的《楚辞-天问》，北方先秦诸国史书皆无女娲，而1942年9月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地方的楚墓中出土的《楚帛书-乙篇》则记载了楚国人认为的创世神话，「粤古包虚，出自（？）雬。居于颻（？），氒田渔渔。（？）（？）（？）女，梦梦墨墨。亡章弻，（？）（？）水（？）。风雨是於，乃取虚（？）（？）子之子。曰女呙（？）。是生子四口。是襄天践，是格参化。」
第三，《五藏山经》中的《西山经》、《北山经》都提到怪蛇或怪鸟叫肥遗，而出土的《清华简-楚居》：「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此句提到公元前479年楚国白公胜之乱，湫郢因为白公胜叛乱，才改名为肥遗，因为肥遗生有怪相，或者是一首双身，或者六足四翼，或者形状像黄身红嘴的鹑鸟，代表祸乱。有的学者们研究，肥遗位于今湖北省中部荆门市钟祥市长寿镇长寿古城。
从这三点也可知《山海经》系列中的《大荒四经》乃至《山经》出于楚人之手。
（3）《山海经》中的“海”与“荒”考证
现存《山海经》共17篇，分为《大荒四经》四篇，《五藏山经》五篇，《海内经》一篇，《海外四经》四篇，《海内四经》四篇。其中尤以“海”字提到的最频繁，但“海”所代表的含义值得考证，《山海经》中提到四海，但中国实际地理只有东海、南海，并无西海、北海，而古书中，“海”的含义一直在变化。
①百川汇聚之处的“海”
《诗·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此句意为流水都要流向海洋，但也有一些河流并不流向海洋，因此此句并不专指海洋，而是指水流汇聚之处。
甲骨文“海”字从“水”从“每”，“每”字写法为跪坐之人整理好发型，因此本义为经常，加“水”则表示水经常流到的地方。
②泛指四方较远的地方
《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杨伯峻注：「则此所谓北海、南海者，犹言极北、极南，不必以实地证之。」
《左传-襄公十三年》有：「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此处的南海显然指的是楚国核心区域的湖北地区。」
《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 唐朝杨倞注：「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战国晚期，《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③指大湖
《汉书·苏武传》： 「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
④确实指现在的海洋
《汉书·晁错传》：「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之豪桀。」
⑤《山海经》中“海”与“荒”的所指位置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乃楚成王的使者屈完对齐桓公所说。
而《山海经-大荒四经》的作者也是楚人，其中有四海，自然不是指真实的海洋，而是和“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一样的地方。《大荒西经》开篇即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显然四海在大荒之内。
而《国语-周语》：「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西周时期，齐国虽然国都在东夷区域，距离周天子都城宗周较远，在外服区域，但使用周礼，因此属于宾服标准，需要每月一次祭祀，可以来宗周享受美食。楚国在湖北地区，西周都城的外服区域，属于要服，被周人称为“蛮荆”，因此需要一年向周天子进贡一次贡品。荒服者是兵力较强，与周王室敌对的西戎、北狄，在周王室规划的内外服区域之外，只需要一辈子来朝见周天子一次即可。
据此可以推断，“海”的位置相当于隶属于周王室的外服边缘与荒服之间，相当于外服侯所居的位置。
（4）《山海经-大荒四经》成书年代考证
①《大荒四经》成书上限
《大荒四经》成书上限，按《山海经-大荒南经》：提到「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帝尧、帝舜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语》。而孔子在公元前489年才来到楚国，这一年孔子63岁。
因此可以推断，《大荒四经》中关于尧、舜的形象，应当是吸收于孔子及其弟子。成书上限在公元前489年孔子来到楚国以后。
另外，《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夏后开，《墨子》一书中也称夏后开，其他史书则称夏后启，可见《大荒四经》成书年代与墨子早期篇章成书（约公元前476年—前386）接近。
《大荒四经》中有黄帝，目前出土最早提到黄帝的典籍是荆州夏家台墓地106墓，战国楚简中首次出土《尚书-吕刑》，夏家台墓地258墓曾出土干鱼，年代判断为距今约2400年（截止考古报告发表的2014年），比屈原生活的时代早100年，即相当于约公元前375年左右，夏家台墓地106墓大致与258墓年代相近。
另外，荆州秦家咀墓地M1093墓也出土《尚书-吕刑》，M1093是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墓，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分析，推断其年代为楚宣王至楚威王时期（公元前369年—前329年）。
《墨子》中也引用《吕刑》，但其中黄帝记载为皇帝（即皇天上帝），如《墨子-尚贤（中）》：「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可见此时黄帝形象还未诞生。今本《尚书-吕刑》则作：「黄帝清问下民矜寡，有辞有苗。」因此，《大荒四经》比《墨子-尚贤》成书年代要晚，与夏家台墓地战国楚简埋葬时间接近，不早于公元前381年吴起来到楚国。
②《大荒四经》成书下限
具体考证《大荒四经》成书时间下限，《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肃慎氏之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而《左传-昭公九年》也提到肃慎：「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前文提到，《左传》成书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75年—前352年。因此《大荒北经》成书时间与此接近，不晚于公元前352年。而《大荒西经》提到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这与2015年安徽大学所藏楚简记载的楚史一致，而安徽大学竹简年代检测为公元前400年—前350年，与前文论证遗址。
《大荒南经》：「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大荒北经》：「西北海外有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结合两经，可知炎融即是颛顼，鲧生颛顼。这应当吸收于《墨子-尚贤中》提到“鲧，帝之元子”，《山海经》中的世系为天帝—长子鲧—颛顼（本称）炎融。
《大荒四经》中鲧与禹互相独立，没有联系，而《左传》及《国语》中已经明确说鲧和禹是父子。这说明《大荒四经》成书年代比《左传》成书年代要早。
综合来看，《大荒四经》成书年代比墨子生活（约公元前476年—前385年）年代要晚。成书时间大致是楚肃王、楚宣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81年—前360年之间。
③《大荒四经》何时影响《春秋左传》
从前文考证，《左传》成书时间是公元前375年—前361年来看，《大荒四经》传入魏国也在这一时期，楚肃王、楚宣王即位时，楚国与鲁国虽然关系不睦，但也有来往，比如《战国策-楚策一-江乙为魏使于楚》：「江乙为魏使于楚。」即是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
④《大荒四经》十日神话起源于商朝
《山海经-大荒四经》虽然成书于战国早期，但其思想与神话流传起源要早的多，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青铜神树，上面雕刻十鸟，与《大荒四经》里羲和浴十日的神话相合，三星堆二号坑埋藏于殷墟二期，则《山海经》思想发源，最晚不晚于商朝后期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300年—前1240年）。
（5）《山海经-五藏山经》成书年代考证
袁珂先生研究认为，「五藏山经、海外四经稍迟，在战国中期以后，《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书于汉代。它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的人」。《北山经》两次提到肥遗，说是怪蛇。《西山经》两次提到肥遗，一次说是怪蛇，一次说是怪鸟。清华简《楚居》：「至献惠王自媺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郢，改为之，焉曰肥遗。」这里指的是楚惠王因为白公胜作乱，改袭郢为肥遗。可见《五藏山经》作者也是楚人。
刘宗迪对比《山海经》与《楚辞》，认为最早引用《五藏山经》的是《吕氏春秋》。如《五臧山经-东山经-东次二经》：「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音礼。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鳖鱼，音鳖。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无时气病也。」而《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曰：「澧水之鱼，名曰朱蟞，六足，有珠，鱼之美也。」
其实，从《五藏山经》里多次提到“铜”就可以知道其成书上限，如《西山经》：「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铜。」先秦时期，以金来代指铜，黄金直称黄金，《左传》中两次提到铜，都是地名，不表示金属。战国后期仍以金代指晋书。《吕氏春秋》：「金柔锡柔，合两柔则刚。」及李斯《谏逐客书》：「江南金锡不为用。」以金代指铜。甚至汉高祖时期的陆贾所写的《新语》多次称金，不见铜字，如：「金罍刻镂。」
至汉文帝时期，才开始以铜指代金属。贾山《至言》：「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以及贾谊《鵩鸟赋》：「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这一时期金字仍保留代指铜的说法。如贾谊《过秦论》：「铸以为金人十二。」这说明《五臧山经》成书于秦朝以后，直接取材于《吕氏春秋》。
除了刘宗迪所说的记载，《东山经》：「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这应该来源于《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
《西山经》：「……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
这来源于《吕氏春秋》：「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据此，可知，《五藏山经》必然成书在西汉早期“铜”字代指金属之后，应当是《五藏山经》吸收了《吕氏春秋》的记载进行再创作，《吕氏春秋》虽然是杂家学说，但是以黄老道家学说为主，淮安王刘安也尊称黄老道家，通过《海外东经》的记载与《淮南子-地形训》相似，可以推断，《五藏山经》的作者也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五藏山经》成书于汉文帝、景帝时期。
（6）《山海经-海内经》成书年代考证
《海内经》如袁珂先生研究，也充满楚人风格。2022年程浩对清华简《参不韦》中的夏代史事一篇分析认为，《三不韦》篇追忆夏启先人的事迹，云：「（启），而不（闻）而先且（祖）白（伯）鲧不巳（俟）帝命，而不（葬）。（启），而（视）而丂（考）父白（伯）㙑（禹）象帝命，而（缄）才（在）商。（简34、35）」
此句记载与《海内经》一段描述十分相似：「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不待帝命”，即简文“不巳（俟）帝命”。
《海内经》与《大荒四经》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大荒四经》以八方相分，如《大荒西经》西北、正西、西南方向依次描写，十分清楚，但《海内经》方位多变，首句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次句便是“西海之内，流沙之中”，位置变化较快。
其成书下限，刘歆在《上山海经表》记载：「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谷，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磐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上大惊。」而《海内经》有记载：「北海之内，有反缚盗械、带戈常倍之佐，各曰相顾之尸。」可见汉武帝时期《海内经》已经成书。
《海内经》有一句「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与《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十分相似，必定是在《史记》成书之前。《汉书-地理志上》：「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即公元前111年。
其成书上限是西汉早期。如《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这可能吸收于《吕氏春秋-孟夏纪》：「一曰：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这可能吸收于战国末年成书的《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
《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这吸收于《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海内经》将方雷氏改为了雷祖。《史记-五帝本纪》则改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将雷祖改为了嫘祖。
另外这句应该和战国末年以来的五帝传说有关，如《史记五帝本纪》取材的《世本-帝系》：「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
《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帝喾、颛顼、帝尧、帝舜、禹五代（其中帝喾是颛顼之兄长），鲧对应着帝尧、帝舜时期。
《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其中天毒各家往往理解较大，查毒字，在先秦时期通“督”，如《周易·师卦》：「以此毒天下。」此处“毒”通“督”，治理之意。天毒可能指的是燕国督、亢二地。亢字大篆写法与天字相似。所谓“偎人爱之”可能和战国中期燕王哙吸收儒家、墨家禅让学说，让位给相邦子之有关。儒家讲“仁者爱人”，墨家讲“兼爱”。
按《史记-朝鲜列传》，朝鲜本是燕国以东的地区，燕国全盛时期攻取真番和朝鲜。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燕，朝鲜地区独立。汉朝初年朝鲜依旧独立，燕国逃出的卫满统治卫满朝鲜，汉惠帝、汉高后时代，以卫满为外臣，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使开始出使卫满朝鲜。那么南方地区楚人了解朝鲜，已经是汉惠帝、汉高后时期了。
至于《海内经》为何会把祝融祖先从颛顼改为炎帝，这可能和战国中后期以来楚地的炎帝信仰有关。
另外《海内经》一个显著的区别，便是对楚国祖先来源与《大荒西经》记载不同，《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而《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按此则祝融出自姜姓炎帝，实则从出土的战国楚简记载三楚先为颛顼、老童、祝融，可知《大荒西经》准确，《海内经》记载错误。那么，《海内经》的作者为何要记述祝融出自姜姓呢？按《左传》、《国语》，共工为姜姓，由共工为姜姓，也可知《海内经》此句表达含义是祝融出自姜姓。
而194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楚帛书-乙篇》有楚人的创世神话。其文曰：「粤古包虚，出自（？）雬。居于颻（？），氒田渔渔。（？）（？）（？）女？，梦梦墨墨。亡章弻，（？）（？）水（？）。风雨是於，乃取虚（？）（？）子之子。曰女呙（？）。是生子四（？）。是襄天践，是格参化。废逃，为禹为契……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敷，奠四亟（极）。曰非九天则大泆，则母敢斁天灵。帝允乃为日月之行，共工夸步。十日四时，（？）（？）神则闰。……」
其中以伏羲、女娲为尊，其次则是炎帝，而炎帝可以命令祝融，帝允即是《大荒四经》里的帝俊，帝俊、共工在炎帝、祝融之后。将《大荒四经》里的至高神帝俊排列在伏羲、女娲、炎帝之后，足见其作者浓厚的炎帝信仰，与《海内经》信仰类似。
2000年湖南省及长沙市考古学者编著，把长沙子弹库楚墓分为4期9段，前3段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中3段是战国中期，后3段是战国晚期，此墓属于第3期的第6段，即战国中期晚段，约公元前300年—约前284年，大致是秦齐互尊为帝，到五国伐齐齐国衰落之间，楚国是楚怀王、楚顷襄王在位。
而长沙子弹库楚墓，位置在识字岭与左家公山之间，今天的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中路，湖南省农林勘察设计院的位置。
学者们对出土楚帛书的长沙子弹库楚墓研究，此墓在《长沙楚墓》的新编墓号是M365，墓中棺椁为一椁两棺，应属士大夫等级。炎帝是羌族姜姓信仰，
女娲出自《大荒西经》，可见此篇作者既熟悉楚国本地神话，又保留姜姓信仰，推测其作者应当是姜姓后裔。
《大荒四经》中有极其强烈的颛顼崇拜，表示作者应当与楚王室有关，而《海内经》则有强烈的炎帝崇拜，推测是姜姓后代。
西周时期有一个姜姓吕国，在河南南阳市镇平县侯集镇，与山东姜姓齐国同出太公吕望，公元前688年吕国被楚文王灭亡后，楚王将其遗族的一支，东迁至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西南，建立了一个小国，为楚国附庸，史称“东吕”，以区别于南阳之“吕”。后来“东吕”被宋国所并，继而又沦为陈的属地；公元前478年，陈被楚灭，其地则归了楚。秦汉之交有一个吕臣，曾担任陈胜手下的涓人、将军，后又参与拥立义帝楚怀王，吕臣担任司徒，其父吕青担任令尹，西汉建立以后吕臣封新阳侯，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侯国才被撤除。
《海内经》所谓「炎帝玄孙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的记载，其中炎帝与共工皆是姜姓，共工本在西北平凉市泾川县共国，此处说「共工降处于江水 」，即长江沿岸，明显是姜姓共工信仰族群在西周初期从西北地区迁往长江沿岸南阳市淅川县吕国的发展史，所谓之所以中间要加楚人先祖祝融，也是为了以神话映射现实，所谓“祝融生共工”，其实就是把嬭姓楚国先祖和姜姓吕国先祖融为一体，表示共工族群吕国有世居长江一带统治的权利。
《楚帛书》的作者可能是姜姓吕国族群，吕国被楚国所灭后，可能担任楚国大夫，战国早期随着楚国势力进入长沙，吕国大夫则被派往长沙治理地方，此时吕国大夫保留共工信仰的同时，也吸收了楚国的祝融信仰，以及楚国本地的女娲信仰和庄子学派所创的伏羲信仰，在战国中期晚段写出了《楚帛书》。
综合来看，如果《海内经》：「在长沙零陵界中」这句是刘向等人注解，那么《海内经》成书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新阳侯国建立，到汉景帝时期（前141年），作者可能是姜姓吕国后代新阳侯国侯爵吕臣后代，因此才会有战国中后期楚国炎帝文化，和汉朝中原文化五帝系统及朝鲜融合的现象。
（7）《山海经-海外四经》成书年代考证
《海外四经》据袁珂先生研究，与《五藏山经》成书时间大致相同，但也可以具体讨论，《海外东经》有：「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同样相似的记载最早见于《淮南子-地形训》：「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
《淮南子》成书于汉景帝即位后期，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编撰，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刘安献给了17岁刚即位的汉武帝。且《地形训》此处记载明确说是“禹”命令“竖亥”，是肯定语气，而《海外东经》则先说“帝命竖亥”，后面又说“禹命竖亥”，明显是当时的两种说法，显然应该在《淮南子》成书之后，作者可能有着天帝崇拜，认为只有天帝才可以令人丈量东极到西极的距离。
但同时也受《淮南子》影响，故而保留了“禹令竖亥”的说法，而且《淮南子》中东极到西极的距离，不过是两亿多步，到了《海外东经》中，则成了六亿多步，明显是《海外东经》的作者，认为刘安等人低估了东极到西极的距离，给其扩大了一倍多。
另外《海外南经》：「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讙朱国。」而《淮南子-地形训》：「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讙头国民。」相较于《淮南子》原版记载，《海外南经》明显增加了很多。
综合来看，《海外四经》成书于《淮南子》之后，汉武帝早期，到张骞通西域之前，即约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26年之间。
（8）、《山海经-海内四经》成书时间考证
《海内四经》与《海内经》单篇杂乱的内容不同，模仿《海外四经》的方式，分为四个方位，其中《海内东经》直接提到「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很明显是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返回长安以后，中原人才知道的地理知识，因此应当成书于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以后。
《海内北经》则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此句提到倭国，虽然出土最早汉朝与日本的交往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汉委（倭）奴国王印》，但西汉时期倭国已经和汉朝有所来往，《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北部置汉四郡，其中玄菟郡在北，乐浪郡、临屯郡在中间，真番郡在南，公元前82年，汉昭帝将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是为大乐浪郡时期。倭国国人要前往乐浪郡，必先经过真番郡，而《汉书》提到倭国在乐浪郡附近，而不提其南真番郡，显然是大乐浪郡时期的地理情况，因此，《海内北经》及《海内四经》应成书于公元前82年以后。
而其成书时间最晚，不晚于至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刘向之子刘歆（此时已改名刘秀）向汉哀帝献上《校山海经表》之前。
《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可见《海内四经》同样受《淮南子》影响。
整体来看，《大荒四经》成书时间最早，相当于战国初期的墨子时期，比《墨子》一书略早，大致对应楚惠王在位时期到墨子见鲁阳文君（公元前488年—前393年），作者是楚国王室及巫师。
《海内经》成书于西汉早中期，前201年—前112年，可能与姜姓吕国新阳候国有关。
《五藏山经》成书于西汉早期，文帝、景帝时期，作者可能是淮安王刘安门客。
《海外四经》成书于汉武帝早期，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26年之间，因为《海外东经》与《淮南子》相似，作者是淮南王刘安门客可能性极大。
《海内四经》成书于西汉中期，汉昭帝置大乐浪郡之后，到刘歆校注《山海经》之间，公元前82年—公元前6年之间。
14、“三易”成书时代考证
（1）《易经》成书时代考证
西汉时期《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2009年史善刚、董延寿《〈易经〉成书时代考》一文考证认为，「八卦文化可以分为三期，萌芽雏形期、成熟完善期和渐入突变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萌芽期从1万年前上山文化卦象符号到8000年前贾湖遗址龟甲卦象符号；雏形期6000-5000年前,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卦象符号，4000多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卦象；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中，出土卦画数字符号和卜骨,可为八卦由单卦到重卦的渐成期，距今约3700年。第二阶段从殷墟四盘磨卜骨易卦和小屯南地卜甲易卦中所看到的完整的数字重卦（六爻一卦）,足可成为重卦的成熟期和完善期了，距今约3300年到3000年。渐入突变期是西周时期，西周初期属于渐入期，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卜甲易卦和陕西扶风齐家遗址发现的卜骨易卦即是西周早期。」
《易经-泰-六五》所谓“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学界多以为值得是纣王父亲把妹妹嫁给了周文王，然而商朝“妹”字并非指今天的妹妹之意，商人将朝歌城称为沬，周人称为朝歌，西周时期为卫国都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取朝歌”，“帝乙归妹”，当是“帝乙归沬”之讹误，在今河南鹤壁市淇县。《易经》：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指的是康叔封用周成王赐予的良马繁殖一事。八卦突变期是西周晚期，《易经》也基本完成于此时，从《明夷》卦九三爻辞中说的“明夷于南狩」。
“南狩”讲的是周昭王以狩南山搜猎为名而征伐荆楚之事，可知《易经》成书于周昭王之后。《升》卦的卦爻辞中说:“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南征”，说的是周夷王率军征淮夷一事。《噩侯鼎》铭文的“王南征，伐角”，说的就是周夷王曾亲自南征讨伐淮夷。可知《易经》成书于周夷王之后。《井》卦九三爻辞云:“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其爻辞之意是说,水井掏治洁净了却不被汲食,说明君王的昏聩不明真可令人凄恻,企盼着君王的圣明,乃为了君臣能共享其福泽。有的学者认为,此一爻辞即是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聩不明的指责”，在《履》卦六三爻辞中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嘎尾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该爻辞之意是说:眼盲强看。脚跛强行,行走在虎尾之后而被猛虎咬啮,有凶险;一个名日武的人竟篡为君主,厉王出奔,诸侯们推举共伯和代行天子政事,被称之为“共和行政”而《丰卦》则记载占卜日蚀现象，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继承。
故而综合来看，《易经》成书于宣王中兴的周宣王时期。
（2）《归藏》成书时代考证
1993年3月，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现荆州市郢城镇郢北村）王家台十五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归藏》，这是目前发掘出来最早的《归藏》。
朱兴国《王家台秦墓竹简《归藏》全解》：一文认为：「《归藏》成书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归藏》不是殷《易》。《归藏》以坎为北为唐（秦简《归藏·小过》）、为晋（秦简《归藏·晋》），以坤为西南为楚（秦简《归藏·复》），由此推测《归藏》当出于东周王室或宋。言及殷王之卦皆不吉，而“武王卜伐殷”吉，由此推测《归藏》不太可能出于宋。《归藏》假托前王言筮，借前王的影响加强筮占的可信度，颇有尊王之意，因此，《归藏》极有可能出于衰微的东周王室。这与《周礼》所谓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之说正合。」
实则从《归藏》中嫦娥奔月传说足以判断其年代，「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先秦时期其他书籍没有嫦娥奔月传说，其后比较著名的书直接是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提到此事，而《归藏》出土的是秦朝竹简，故而可知《归藏》成书时间必然是战国后期乃至战国末年。
（3）《连山易》成书时间考证
湖北王家台遗址没有出土《连山》，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正经》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湖北王家台遗址出土的《归藏》简本394幅，约4000字，与桓谭所说相吻合。
《归藏》提到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只有不到20个字，只提到嫦娥奔月，没有提到后羿。「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
而《连山易》：「有冯羿者，得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娘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无恐无惊，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这条记录十分详细，显然是在《归藏》的基础上扩写出来的。
而西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也称“桓娥”不称“嫦娥”，「……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可见《淮南子》的作者刘安等人可能取材于《连山易》，或者《连山易》的作者在《淮南子》的基础上再次扩写，因此可知《连山易》必然成书在西汉时期，具体时间大约在汉文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