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作家）
01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道指出，我国目前已有超过2亿资产的高净值人士逾一万人，而在我国南方民间，人们习惯将这些富豪的后代戏谑为“二世祖”。
他们的传闻在民间流传甚广，人们总是热衷于热议不已。部分媒体更是热衷于炒作他们的种种事迹，以他们凭借财富所过上的“逍遥”生活为焦点，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浓厚的羡慕之情。
个人以为，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基数下，一万多的数量显得尤为渺小，难以代表普遍现象。我们不可仅因他们是某些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断定他们定然拥有媒体特别关注的独特价值。
因此，我们必须恪守以下报道原则：对于那些对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我们必须进行严厉的谴责和批判；对于那些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体，我们应当给予赞誉与扶持。而对于那些对社会影响甚微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无足轻重。
在我国，众多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中，不乏年轻富二代的日常生活片段。然而，他们所驾的名车、所养的宠物，乃至恋爱次数的频繁，这些细节却常常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媒体犹如社会的“多感官之眼”，对明星的过度热捧已然引起广泛关注。若频繁且无端地将焦点对准那些“纨绔子弟”，那么这双“多感官之眼”本身便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鉴于“二世祖”阶层的存在，对“富二代”这一概念的界定往往显得模糊且不甚清晰。若将“二世祖”群体剔除出考量范围，所谓的“富二代”，往往是指那些出身优越的年轻人——他们能够轻易实现自己的愿望，无论是远赴海外深造，抑或购置豪华的汽车与房产，甚至是步入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消费习惯往往倾向于高端，甚至趋向奢华。此类人群，与常说的“二世祖”颇为相似，亦常常驾驶着豪华的名车。既有形资产已然相当充裕，至于那些无形资产的价值究竟如何，他们本人可能都难以估量，更不用说他们的父母了，他们对这些资产的具体价值同样难以深入了解。
我的研究生低声说：
“常言道：‘人比人，气死人。’对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即便毕业后在省城辛勤求职，高昂的房价仍让人望而生畏，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奈之情。”
然而，我熟悉的一群大学生，在恋爱初期，双方的父母便毫不犹豫地慷慨资助，在北京为他们购置了一套三居室住宅，而且各自家庭都拥有了不止一套房产。
踏入婚姻的殿堂后，他们便会购置一辆品质卓越的座驾。纵使北京的房价持续攀升，他们对此亦毫无抱怨之情。
——因此，“另一类”或所谓“他们”，便被指向了那些常被提及的“富二代”。
我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海外求学的女孩，某日突发奇想，立志要成为一名影视明星，全身心投入到演艺事业中。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的母亲特意带着她回到祖国，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联络各方人脉。最终，她们成功结识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剧组导演。女孩的母亲直言不讳，只要能让女儿在剧中获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她便愿意无偿付出，甚至愿意向剧组额外捐赠数百万元。
尽管如此，我仍旧乐意成全女儿的愿望，让她亲自领略这份快乐的滋味。——显而易见，这位女儿无疑是典型的“富二代”。
这类“富二代”的生涯词典中，罕有“缺钱”二字出现。
他们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小型私营企业的掌舵者，要么担任国有企业的管理职位，亦或是执掌实权、握有财政重权的官员。若为官员之辈，他们家中隐匿的财富究竟几何，恐怕连他们自己亦难以尽数明了。
他们往往沉湎于“不忧金钱”的惬意生活，然而，对于那些看似财富更丰、挥霍更甚的“纨绔子弟”，心中却不禁涌起羡慕与嫉妒。对于这些人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往往难以认同。于是，在社会舞台上，他们频繁制造出与“纨绔子弟”一争高下的态势，力图证明自己同样不缺金钱。
在我看来，对于那些父母担任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子女，社会应当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注。这些家庭通常处于现行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地位，他们的父母既是体制弊端的明显受益者，也是其最坚定的捍卫者。
这些父母，对于推动社会走向民主、公平与正义，内心深处涌动着不安与强烈的反感。
这类“富二代”在父母的庇护下茁壮成长，步入中年，握有优势甚至强势的话语权之际，他们究竟会选择站在长期依赖且感情深厚的利益集团一方，自然地担当起守护者的角色，抑或能超越个人利益，坚守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准则，发出与公众良知相契合的声音，这一切尚未有定论。
若期许他们成长为理想中的中年群体，那么自今时今日起，便应自觉依托于秉持公平正义的文化力量，对他们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人文滋养。
论及文化领域的人文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在我国，这种触动实在稀少，几乎微乎其微；即便是面对庞大的青年群体，其影响也显得颇为令人失望。
展望未来，“富二代”这一群体，我心中总体充满忧虑。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其中会涌现出几位坚守社会良知的令人钦佩之士，但预计这样的人物数量将不会占多数。
在我国，所谓的“富二代”群体规模，大致估计不会少于千万之数。此数字尚未包括那些能够使家族财富延续至三代甚至五代之久的文娱艺术界顶尖成功者的子女。尽管如此，此类子女的数量毕竟相对较少，故而并未达到特别值得深入讨论的程度。
02
中产子女
在全球范围内，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普遍成为了各国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这些家庭的比例，有的约占三分之一，有的甚至高达一半。
我国国情独具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为数不多的顶尖学者，大部分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准虽略胜一筹于城市普通民众，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则并不明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家庭的生活质量实现了显著提升，其进步速度之快，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这一地位毫无疑义。
在居住条件与经济收入两方面，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水准普遍超过了工薪阶层。此外，还有一群人正热切期盼着跻身中产阶层的行列。至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水准更是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小康”标准。
自2009年以来，房价的迅猛攀升对中产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压力，还在心理层面留下了深刻的伤痕，挫败感在人们心中蔓延开来。
以我所在的言语大学同仁为鉴，有人不惜倾尽二三十年的积蓄，只为资助儿子成婚购房，而儿子自身亦需背负一百多万贷款，成为“房奴”，所购之宅不过八九十平方米大小。
两位年逾半百的夫妇，均是大学教授，致力于教书育人二十余年。他们手中紧握着百余万元的积蓄，而儿子也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面对房价持续攀升，他们不禁瞠目结舌，陷入困惑，不知如何是好，唯有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他们的子女，无一不是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青年，不仅拥有本科文凭，更有不少取得了硕士、博士等更高层次的学位。步入婚姻与事业的征途，这些青年本有望融入中产阶层之列，然而，这样的前景如今已大幅缩水，他们的梦想似乎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他们轻易地揽获所谓的“白领”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白领”身份与中产阶层画等号。中产阶层应当拥有一定的“产”力，至少在人生的暮年，应当享有属于自己的房产产权。
即便婚后，夫妇两人的月收入均达到万元，若欲购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即便得到父母的资助，亦需贷款超过百万。按每年还款十万元计算，他们仍需付出十余年的努力，方能完全还清债务。
此外，从步入职场到月薪跨越万元之巅，即便工资逐年递增，预估至少还需耗时十年。如此计算，他们已在职场拼搏了二十多年。如今，他们已步入了五十岁的门槛。
跨过五十载的人生旅程，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室之居。即便如此，所谓的“一亩三分地”或许也只能算作是“小康之家”的象征，而远未达到真正“中产阶层”的境界。
况且，他们终将成为父母。自孩子降临人世，家庭开支急剧上升，家务劳动也愈发繁重。因此，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产，对他们来说，似乎比遥不可及的距离更远。
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两位，不幸同时或接连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那么这对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便可想而知了。
幸运的是，据我所知，这些青年身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凭借“知识出身”带来的正面形象，构筑起一道心理防线，有效抵挡了社会贫富差距现实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他们在精神状态上普遍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他们的生活信条普遍是拥抱当下，紧握住此刻，尽情沉醉于当下的时光；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是否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快乐。
这种对未来的回避，既不展望，也不憧憬，实则反映出一种崇尚即时享乐的生活理念。纵然常常令父母辈摇头叹息，然而，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或许也是一种颇具远见的抉择。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为当代青年中的晚婚群体。在他们内心深处，独身主义的理念已悄然播下，并开始萌发。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在符合常规的年龄阶段步入婚姻的殿堂，而计划成为“丁克家庭”者亦为数不少。
我国当代青年群体尤其珍视精神层面的满足。他们对时尚潮流情有独钟，却更青睐追求精致品味，力求攀登高雅之巅。作为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他们对文化品质的要求往往显得尤为严格，有时几近于苛刻。
在这群人中，许多人或许将终老于清贫之中，然而他们通常不会陷入极度的困境，更不会沦为“草根”或处于弱势之列。对他们来说，追求物质上的富裕已是艰难之举，因此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追求精神上的高贵。
他们既具备雅皮士的独特气质，又不失精神贵族的高贵气度。
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那些秉持高尚精神的少数群体。若缺少了他们，国家的文化底蕴便会荡然无存。即便是在非洲广袤的部落民族中，也有一群人，他们以品味文化精髓为乐，堪称“精神贵族”。
在众多人群中，不乏那些将坚定地守护我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此话并非指唯有他们才能肩负起这一重任，实则暗示着，从他们中间孕育而出的守望者，其存在具有更大的必然性，且其数量也将更为庞大。
03
城市平民子女
生于此阶层之青年，尤其是那些沐浴高等教育之光的群体，他们内心深处常弥漫着凄凉与苦闷的氛围。
他们的父母，往往怀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期望，使得他们的人生旅程布满了坎坷。在青春年华，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但这份梦想最终在社会和时代的无情冲击下破碎。
然而，那片愿景的碎片仍旧深埋心间，不时地闪烁着光芒，恰似未曾熄灭的火种。若换位而思，的确令人感到痛心。往昔，我国城市平民的生活确实优于农村人家，这也是农民们所憧憬与羡慕的。
然而，今时今日，是否依旧能超越农民，这恐怕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当下，许多城市平民家庭，往往对农村中那些富裕的农民心生羡慕，尤其是那些宛如别墅般二三层的小楼，一瞥之下，便让他们不禁自惭形秽。
然而，即便有农夫愿意与之置换，他们依旧断然摇头拒绝。他们的根早已在城市深处扎下数代，对植物，亦或是对人类，根系的迁移实为一番风险之旅，往往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对于人类来说，若遭遇水土不服且被迫无法重返故土，那其中的痛苦便会愈发沉重。
“所谓的日子，实则不过是孩子们的日子。”这句城市平民父母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语，透露出儿女们已成为他们唯一的情感支柱，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更是承载着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无限希望。
因此，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宛如体育教练与运动员间的紧密联系，亦或是拳击教练与拳手之间的紧密纽带。在他们看来，社会仿佛一场波澜壮阔的竞赛，而这在当今的中国，无疑是不可争辩的客观现实。
因此，他们常怀心事，面露沉重，对孩子们郑重其事地说道：“孩子啊，我们一家的幸福生活，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从小在平凡城市家庭中成长的青年，谁不曾听闻过父母类似的教诲呢？
如此一来，难道不是与背负十字架无异吗？言下之意便是——
务必跻身于一所知名高等学府；唯有从这样的顶尖学府毕业，方能觅得一份优质的工作；唯有拥有这份理想中的职业，才有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崭露头角；唯有达到这样的成就，父母才能因你而感到自豪，在他人面前为你增光，并享受到幸福与尊严的生活；唯有抵达这一高度，你才算真正报答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心知肚明。
孩子们逐渐明了——在社会的激烈竞技场中，父母期待他们历经考验，勇攀高峰，赢得金牌与金腰带。故此，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步，对他们来说，都仿佛是一场场残酷的竞赛，或是肉搏般的挑战。
然而，即便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他省份的任何城市，若欲跻身于一所顶尖学府，便不得不倾注日以继夜的勤奋与不懈；至于那些知名学府，其难度更是高不可攀！
通常而言，踏入名牌大学的征程，首要之举便是跻身重点小学的行列。
对于众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要踏入重点小学的大门，其挑战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攀登顶尖大学的峰巅，有时甚至更为艰巨。与那些仅以高分作为入学门槛的知名大学相比，想要进入重点小学，还需承担一笔不菲的赞助费用，这对非富裕家庭来说，往往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巨额开销。即便通过借贷来筹集资金，也常常面临着找不到合适途径的困境。
因此，肩负着跨越门第的重任，平民家庭的子女们自幼便需将心灵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体系之中，将自己打磨成精通应试的机器。
即便踏入重点初中、乃至重点高中，甚至迈入重点大学的门槛，终是成功跃过了龙门，未曾料想，在那龙门的彼岸，我仍旧不过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鱼。
步入社会，尽管求职之路相较于一般大学毕业生显得较为顺畅，但薪资的提升并未达到预期的高度。这种现象在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群体中普遍存在，不禁让人感到一丝失落。
除此之外，那些仅仅考入普通高校的学生，高考结束后便时常感到对父母心怀愧疚，而这一感觉在大学毕业后愈发浓重。微薄的薪水，每月寄回家中，自用起来便显得颇为紧张。若是不能定期给父母寄钱，不仅在道德上难以获得慰藉，甚至在人际交往中也会觉得尴尬。
本市居民家庭，若非谈论婚嫁之事，便年复一年地沉浸在家族的庇护之下。他们日复一日地依赖父母的资助，虽无人公开提及“啃老”一词，实则行为与“啃老”无异。
漂泊异乡的游子们，自然不愿让双亲知晓自己沦为“蜗居”的一员，与农村贫困家庭的孩童别无二致。他们，是我国不幸的儿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
我热切期望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削减那些动辄耗费巨额资金的所谓“大手笔”国际形象工程，将这笔宝贵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帮助那些亟需援助的孩子们——这才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那些历经中考门槛，踏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无一不让人赞叹他们为意志坚定、毅力非凡的青年。
在此情形下，某些个体特别易于陷入心理困境。若他们缺乏关爱与集体的慰藉，则往往可能导致自杀、自残等悲剧，甚至可能引发针对他人的惨烈事件。
他们大体上并不构成威胁，实则是一群内心饱受郁闷与迷茫之苦的人群。他们承受着最多的纠结与痛苦，不断在挣扎中前行，却往往感到孤立无援。
他们的内心，对于情感的感知远超于情感的表露，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常常展现出一种冷漠的姿态。对于那些曾伸出援手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固然涌动着感激之情，但这份感激常伴随着自尊心受创的痛苦。因此，他们往往将这份感激深藏心底，用冷漠的外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此类情况，往往让他们在他人眼中显得冷漠而无情。在这些时刻，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多了一层纠葛与痛苦。
他们渴望的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公平的待遇；他们更看重的是真挚的友情，而非表面的温和相待。
若有人能与他们缔结真挚的友谊，那么他们的心间亦将沉淀一份深厚的信赖。他们对友情的珍视，宛如犬只对主人的忠诚，毫无二致。此类朋友，往往难以结识，然而一旦结交，往往成为终身的至交。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不会轻易或率先背叛这份深厚的情谊。
他们与于连有着令人瞩目的相似性，唯一的差异在于，他们的雄心并未膨胀至如于连那般宏大。实质上，他们的人生追求颇为务实，既容易实现，又显得相当普通。然而，即便对于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他们也往往需要不凡的机遇才能达成。
在这无声的祈求中，他们的心灵无数回地轻声低语：“请给我一个机会”。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疑问——是否我们真有必要让这微弱的呼唤响彻那些能赐予我们机会之人的耳畔？面对同辈，他们似乎承受着更多的在开口前的心灵负担。
在这群人中，那些坚韧如钢、意志坚强的忍者，或许将蜕变为世人瞻仰的励志典范，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拼搏，谱写人生的辉煌篇章；同时，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推动未来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杰出力量。
人文思想的魅力往往与世俗的富贵荣华无缘。然而，托尔斯泰、雨果等先贤却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例外。若深入探究他们的人生轨迹，便会发现，尽管出身显赫，他们却从未将奢华的生活视为真正的荣耀所在。
04
农家儿女
出身于乡村的大学生，无论他们是否已踏入职场，若他们的家乡已然变得富裕，仿若南方那些郁郁葱葱、环境优美且交通便利的乡村，那么他们相较于那些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年轻人，所感受到的迷茫感便会相对减轻。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对他们并没有设定过于严苛的期望。
若能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中稳固立足，安家落户，父母必定心生喜悦，深感欣慰。
尽管他们在繁华都市中深感生活的艰辛，决定返回家乡寻求职业发展，父母却始终洋溢着喜悦之情，坚信他们所接受的大学教育绝非虚度时光。
纵使他们返回邻近的县城寻得一份生计，父母或许心中会有一丝遗憾，但这份遗憾很快便会随风而去。
农夫们鲜少会对金榜题名的子女这般期许：“吾家之望，在于汝能打破世代耕作的命运！”
他们深知，这并非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应当肩负的家庭责任。
他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将子女培育至完成大学学业，他们心中所怀揣的，不过是那份朴素的愿望：只要子女未来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么所有的辛勤与付出便都显得无上珍贵。在中国，农民家长们普遍并不期望子女的回报，他们对土地的深厚眷恋与依赖，甚至超越了他们对子女的情感。
因此，众多幸运者，他们或许居于乡间富裕的农村，或许拥有小城小镇、小县城的温馨居所，而那些在大都市中漂泊的学子与青年，他们的心态相比于城市平民乃至贫民家庭的子弟与青年，显得尤为豁达。这一切，都源于他们人生旅途中始终备有的退路——那便是他们的家园。
家和万事兴，家门对他们始终敞开，亲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他们的归来。即便他们身处繁华都市的集装箱中——南方已有出租闲置集装箱给他们的实例——他们亦能保持坚韧不拔的意志，勇敢地克服一切困难。
他们在繁华都市中辛勤耕耘，有时甚至不惜长期漂泊，这一切都是他们心悦诚服的选择，与家庭所寄予的期望和压力并无直接关联。在身心疲惫之际，他们便会选择回到家乡，休整身心，调整状态，稍作休憩。
那些与命运并肩作战的城市底层或贫寒家庭的子弟，无一例外地告别了那片充满童趣的故土家园——“稚子追逐着飘舞的蝴蝶，孩童在树荫下荡漾秋千”，“罗汉松的绿意与花径相映成趣，美人蕉在雨滴中错落有致”。立于那些紧闭的门扉之前，忆起儿时与伙伴们争抢竹竿、偷折邻家花卉的往事，仿佛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抚慰。
纵然未曾重返故土，只需回想起那片熟悉而温馨的家乡，便能抚平心头的疲惫，驱散生活的困顿。因此，不论是在此求学的学子，还是在职场拼搏的年轻人，亦或是辛勤劳作的打工者，他们的心灵总能找到一种乐观的力量作为支撑。
的确，那仅是一种宽广的胸怀，尚不足以被称作乐观。但即便如此，仅仅怀有这种宽广，也足以让人心生欣慰，感到喜悦。
无论一个青年是在大学校园中漫步，还是在都市中短暂寻求职业，抑或作为季节性劳动者奔波，若他的故乡坐落在我国偏远而贫困的农村地区，那么他的内心世界与那些前述类型的青年相比，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回归故里，纵使在佳节假期里短暂的返家，心中也交织着满怀的忧虑与温馨，却少了那份由衷的喜悦。然而，那些远离家乡辛勤工作的青年们，终究无法抵挡那乡愁的呼唤。
大学毕业生若选择返乡，实则徒增无奈——既无助于个人发展，亦无法为家庭带来实质性帮助。即便他们试图迁往省城或县城，却往往发现那里鲜有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这使得他们的归途显得尤为艰辛。
于是，日复一日，他们以“绝不放弃，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昭告天下他们的留城决心。大都市本身，乃至整个社会，均应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两句话，正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开篇之笔。关于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形，此处便不再赘述。狄更斯将“好”字置于句首，“坏”字置于句尾，其用意在于首先对那个时代给予积极的评价。不妨借鉴他的句式，进行一番类比：
当代中国青年令人失望。
当代的中国青年，正是那群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年轻力量，他们令整个国家为之振奋，满怀憧憬。
令人遗憾的是，从中年及老年人的视角来看，他们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瑕疵。在这些瑕疵中，独生子女的过度宠爱所滋生的傲慢之气、以自我为中心的恶劣习性，以及为追求娱乐而忽视修养的轻浮态度，尤为令人感到不齿。
他们无疑是中国寄予厚望的一代，自1949年起，他们最真实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他们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基因最为匮乏的一代，因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者。
在他们眼中，世界宛如一片广阔的平原；而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崇尚与渴望，相较于1949年之后的其他世代，显得更为自发，也更为强烈……
然而，现阶段并非他们施展影响力的良机。然而，一旦他们集结发出声音，其中约有七至八成的人将公开表示对进步思想的认同并积极推广之。
他于1949年降生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其祖籍可追溯至山东威海市泊于镇的温泉寨。
他的文字，不仅触及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出生者的心扉，更引发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后人的强烈共鸣，甚至深深触动了九十年代乃至零零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就是梁晓声，那位在文坛被誉为“平民代言人”的作家。
众多人士对梁晓声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情有独钟：他们赞赏他摒弃官腔、套话与虚假之辞；他们被作品中流露出的正义感所吸引；与他同龄之人，对他对那个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实描绘怀有敬意，那些难以忘怀的回忆亦由此被唤醒；而不同年代的人们，则被他对于普通人悲欢离合生活的真挚记录所感动，这份情感跨越了时间的界限，激起了广泛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