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早年认识江青？
据传，江青的母亲李栾氏早年曾于康生家中担任家佣，正是在那段时期，康生与江青相识。
江青的母亲是否给康生家当过佣人无从考证。即使当过，那也是江青五六岁的时候。1972年夏天，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时（当时我在场）说：“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五，也就是元宵节那天，我父亲因琐事对母亲施以重拳，母亲在忍无可忍之下，带着我愤然离家出走。”“由于母亲需要外出工作，我才得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在诸城县，一位拥有多妻妾的地主孙某收留了我们二人。不久后，母亲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破落地主’的家。”在我年仅五六岁之际，便开始尝试在夜晚独自寻路前往母亲工作的地点。
若有人以为那位“落魄地主”便是康生家族成员，须知康生生于1898年，而江青则出生于1914年，康生比江青年长16岁。在康生二十一二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又怎会对一个仅有五六岁、出身佣人的小女孩产生特别的情感呢？
1937年7月（有的说8月），江青从上海去延安。康生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王明的副手，与王明、陈云一起于1937年12月（有的说是11月29日）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与毛泽东相识了。作家王凡、东平在《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这可以说明，康生并未从中牵线。
江青与康生的政治及个人交往，始于康生自苏联归国后抵达延安之际。在此之前，关于江青与康生是否有过相识，尚缺乏确凿的史料予以佐证，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发动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对江青的情况肯定了解，知道他们是山东同乡，更明白江青与毛主席的关系，所以对江青的进步是很关心的。1938年7月1日，中央党校召开建党17周年纪念大会，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剧《打渔杀家》。当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江青是党校学生。康生动员江青演主角萧桂英，他自己还指挥乐队打小鼓。这出戏演出很成功，江青表演得很好。自此，江青在延安的名声就更大了。有人说：“那时的江青美艳动人，不仅擅长电影表演，京剧演绎也颇有一手。”
就我所见所闻而言，江青与康生的关系总体上颇为融洽。
两人相互扶持。
党的九大期间，江青急欲进政治局，康生为她的这一愿望是尽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如愿当上政治局委员以后，康生高兴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热情地表示祝贺。几天后，康生又给江青写了“风华正茂”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康生的字写得很好，能左右开弓。他会刻章，会画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笔者注）康生还请人裱糊好，装进漂亮的镜框里，亲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郑重地递到江青手里。江青看到这个条幅，如获至宝，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谢。她说“感谢康老对我的关怀、认可和勉励。康老是我最崇敬的老师。”康生听后，笑容满面地回应道：“江青同志，您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回想起延安时期，康生担任党校校长，江青则是党校的学员，那时他们之间便是师生关系——作者附注）康生离去后，江青吩咐我们将这幅字幅悬挂在大厅正面南墙的显眼位置。
江青的牙齿不好，有一次牙龈发炎，康生知道后，热情而耐心地建议江青使用竹盐水漱口。江青同意后，康生又把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叫去，亲自教程师傅如何做竹盐水。康生说：“需选取新鲜竹子，将粗颗粒的食盐填充于竹筒之中，随后将其置入烤箱烤制。直至竹筒内部的内膜炭化，食盐也变得黑亮，将这水倒入口中漱洗，坚持几日，牙龈炎便能治愈。”江青严格按照康生的指导操作，果不其然，不久后牙痛便得到了缓解。
为表达对康生的深切感激，江青特地邀请他至自己的摄影室，为他拍摄了一张标准照，并精心将其放大至16寸，亲自呈送。鉴于康生常受咳嗽困扰，江青更是体贴地为他定制了一条獭皮围脖，以护其颈喉免受寒凉侵袭。
康生由于精神上受刺激过大，用脑过度，吸烟过量（平时一天能吸三包小熊猫香烟）等原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和体质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饭不想，也很少睡觉。曾有几天，拒绝吃东西、喝水，总怕有人下毒。江青为了使康生吃东西，恢复体力，延长寿命，就叫程师傅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真好吃。”见此情景，康生也跟着吃了起来。江青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江青返抵住处，对工作人员言道：“康老此人颇为奇特，旁人饮过的茶，即便搁置在他面前，他人走后，他却急忙上前，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他似乎认为，他人所食用或饮用的东西，便足以证明其无毒。”有人猜测，他可能正遭受着严重老年抑郁症的困扰。
为了取悦康生，江青不遗余力地多次送来鲜花，以示关怀。某日，她亲自驾驶一辆红旗轿车，为康生送去了鲜花。然而，由于驾驶经验尚浅，技术略显生疏，当车辆行驶至钓鱼台8号楼东侧的小桥时，险些驶入湖中。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司机小刘眼见形势危急，猛地一把将方向盘扳回正轨。江青虽见多识广，但对这突如其来的险境并未感到惊慌，抵达康生床前时，她依旧镇定自若，邀请康生欣赏鲜花，并叮嘱他注意身体，祝愿他早日康复。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早期阶段，尽管康生身患重疾，他依然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并紧密协助江青的行动。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机关举办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赞誉有加，称赞康老功不可没，称他立下了赫赫战功。
江青尊康生。
江青对康生怀有深厚的敬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称呼的问题上，江青对康生的称谓，无论是在公开场合、私下交流，抑或是书面表达，我未曾听闻或目睹她直呼“康生”，她始终以“康老”这一尊称来称呼他。
二是在态度方面，江青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始终未曾提及康生的任何负面言论。即便偶有情绪波动，想要倾诉心扉，话语刚一出口便立刻咽下。然而，私下里，她却屡次散布陈伯达的短处，形容他“不拘小节、懦弱”，“他自称是微不足道的小民，哪里有他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民，官位越高，压力越大”。她甚至直言：“我曾与他（陈伯达）发生过争执，还在他面前摔碎过杯子。”更有一次，她向我倾吐了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她表示：“在与陈伯达争执之际，张春桥、姚文元默不作声，未能坚守原则，我责令他们二人进行反省。”（他们二人果然写了检讨，并亲自呈送到江青手中，此事方才平息——作者注）然而，在那次争执中，康生同样未曾发言，但江青并未对此追究。
第三，江青对电影情有独钟，这一爱好在圈内亦是广为人知。在钓鱼台17号楼的放映室内，陈列着超过百部影片，未经她的许可，任何人皆无法擅自取走，唯独康生例外。
江青邀请康生一同观影，若康生因故不便同行，江青亦无丝毫责怪之意。至于张春桥与姚文元，江青告知他们观影之邀，若二人无充分理由拒绝，她难免会心生不悦，有时更会直接对他们的态度提出质疑。
康生态度骤变原因何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在我看来明显起了变化。他对江青的不满意既有说辞，又有表现。以前，康生经常到江青的住处去看江青，有事说事，无事问候。以后，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请康生到17号楼陪她看电影，康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不去的。以后再请，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以前，康生对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坚强支持者和依靠者。从来没有听到过康生对江青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5个粘玉米，当时，江青送给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于是康生对此借题发挥。有一天，他对他的秘书黄宗汉说：“5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5个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了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5个玉米的含义的。”（1999年3月21日，黄宗汉告诉我的——笔者注）
那日，江青探望康生，归至其居所后，竟不知缘何心中郁结，脸色沉郁地说道：“我往昔对他关怀备至，甚至曾赠送他一件毛衣。记得在延安岁月，我便亲手编织毛衣，曾为主席编织，也曾为康老一针一线。然而如今……”彼时，我们未能解其言外之意。直至后来方始明了，两人间的友情已现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去与你多次交谈的内容，你大多未能付诸实践”，“若我离世，你又将如何自处？”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仅代表她自己。”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江青心怀野心，她意图让王洪文担任委员长，而她自己则企图成为党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遵照江青等人的安排，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期间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进行了诬陷。毛泽东主席随即提醒王洪文要警惕江青，避免与她同流合污。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尽管身体不适，仍与王洪文一同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再度警告王洪文，强调“不可组建四人帮”，“切勿搞宗派，否则将自食其果。”他指出江青有野心，并询问众人是否察觉，断言其确实存在。毛泽东主席还明确表示，邓小平将接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及总参谋长三项关键职位。
康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老谋深算，又十分熟悉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看到毛主席对江青一再进行严厉批评，就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想急忙与她划清界线，拉开距离。他拒绝江青的探望，即使见了面也不给她好脸色。重病缠身的康生，于1974年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之前，赶紧向周总理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接着他又托人给毛主席带话，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
无疑，江青是一位既聪明又对政治极具洞察力的人物。她敏锐地察觉到康生对她态度的剧烈转变，心中虽怀不满，却大多时候选择将其深藏不露。
康生死前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百年潮》
康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计划于23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前夕，重病缠身的康生被抬至周恩来总理面前，通过担架揭露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行为。随后，康生紧急派遣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传达此事。一年后，康生病逝。作为江青集团的关键成员，康生在临终前为何如此迫切地揭露江青和张春桥？他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
要破解这一谜题，不妨回顾1974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格局，便能洞悉其中奥秘。当年，局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以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布局展开。
1974年伊始，我国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则其锋芒直指周恩来同志。江青利用其控制的写作团队，在各大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批判孔子“克己复礼”等儒家学说为幌子，暗地里对周恩来同志此前阶段所采取的正确举措进行猛烈抨击，特别是对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启用一批老干部的措施进行了无理指责。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
五月之际，尽管康生的病情愈发严重，他依旧对江青的阴谋诡计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与之紧密合作。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与你交谈的许多事情，你并未遵行”，“我若离世，你将如何自处？”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称其为“北京的霸主”。
10月11日，党中央发布通告，宣布即将召开第四次全国人大会议。在此前，毛泽东提出建议，让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遵照江青等人的计划，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捏造事实称，总理在医院中频繁与人交谈，常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会面，暗示北京重现了“庐山会议”的氛围，并对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诬陷。毛泽东立即对王洪文提出警告，要求他警惕江青，避免与其结党营私。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陪同王洪文一同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再次提醒王洪文，切勿追随“四人帮”，强调不要搞宗派，否则将自食恶果。他指出，江青有野心，并询问众人是否察觉。毛泽东再次强调，邓小平将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重要职位。
在屡次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指责之际，毛泽东明确指出周恩来将负责主持党中央与政府的日常事务。此举对于挫败江青一伙意图组建政府班子的阴谋，确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康生致江青亲笔信
在这种局势之下，康生，一位对党内斗争了如指掌、擅长洞察政治风向的资深人物，对未来的形势走向有着深刻的洞察。这位历来深谋远虑、擅长权谋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他迅速与江青集团保持距离，明确划分界线，转而与周恩来、邓小平靠拢，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拒绝江青的探访，令江青悲痛欲绝，大哭大闹；他一改往日的冷漠，开始关心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他不顾病体，让人用担架将他抬至周总理身边，揭露江青和张春桥的叛徒身份；他通过他人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揭露江、张的叛徒问题；他还委托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谈谈解决党校问题”，以此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
张春桥、江青、康生
康生表面上与“四人帮”保持距离，或是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表现出友好姿态，实则并非出自真心。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一位亲信吐露了心底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病榻上的康生召集了中央党校负责人，尽管他的言语已十分艰难，话语含糊，甚至需要秘书代为复述。他断断续续地表达了自己对党内斗争的担忧，提及迟群所犯的错误，并直言“党面临危险，可能落入坏人手中”。他承认自己已无力回天，却又不甘心就此离世。康生所谓的“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实际上指向的是邓小平在1975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在随后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四届人大后担任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党政军大权，这一局面正是康生不愿见到的，也是他预料之中的。结合这一局势，康生之前急于揭露江青和张春桥的行为意图也就显得更加明显。康生最终于1975年12月16日离世。
康生致江青信
历史既残酷无情，又公平无私。即便老谋深算的康生在弥留之际试图“揭露”江青与张春桥，以期在身后留下些许美名，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公正审判。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公开披露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康生最终被历史钉在了耻辱的柱石之上，落得了一个名誉扫地、遗臭万年的悲惨结局。而他在临终前所施展的“揭露江青、张春桥”的计谋，并未能蒙蔽众人的双眼，反而成为其善于投机取巧、随波逐流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