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霸权的表象与实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比重从1992年的26.3%到2024年的26.4%，表面上呈现出惊人的稳定性，似乎“坚挺”如初。然而，这一数据表象与全球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感知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许多观察者认为，尽管GDP占比保持稳定，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美国经济霸权的现状，超越单一的GDP数据，从货币、金融、科技、制度等多元维度审视其韧性与动摇迹象。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经济霸权”的概念进行界定。经济霸权并不仅仅指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庞大，更重要的是其对全球经济规则制定、货币体系运作、贸易格局塑造、技术创新方向以及国际金融流动的塑造与控制能力。因此，衡量经济霸权的维度将超越单纯的GDP占比，还包括美元的国际地位（作为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投资货币的作用）、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其在关键科技领域的主导权，以及其贸易政策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力。通过多维度的考察，方能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真实状态作出更为精准的判断。
美国经济霸权的传统支柱与内在韧性
美国经济霸权的长期维持，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多重坚实支柱之上，并展现出强大的内在韧性。这些支柱包括其庞大的经济规模、美元作为全球核心货币的地位，以及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主导权。
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长期保持稳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2年美国名义GDP占全球经济的25.4%，而最新数据显示，其名义GDP占全球比重在25.70%至25.92%之间。虽然标题中提及的2024年26.4%可能因数据核算时间点、修订或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而略有不同，但整体趋势无疑显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然而，这种“坚挺”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值得深思的复杂性。例如，2022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GDP约占全球的15.6%。名义GDP反映的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在国际交易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购买力平价GDP则更能体现实际产出和购买力。两者之间近10个百分点的显著差异表明，虽然美国在市场价值和国际交易中的经济规模巨大，但在实际商品和服务产出方面，其相对份额低于名义值，这为“坚挺”的表象增添了微妙的复杂性。
美国经济的结构特点也赋予其独特的韧性。美国经济本质上是消费型经济，个人消费支出是其最大的支柱。2024年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68.8%，而2025年第二季度这一比例为68%。这种由强大内需驱动的模式，使得美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较强的抵抗力。然而，高度依赖消费也意味着经济易受消费者信心、收入水平和家庭债务等因素的影响，一旦消费疲软，整体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此外，私人投资占GDP的16%，政府消费和投资占18%。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的净出口通常为负值，使总GDP价值减少3%（出口13.5%，进口16.5%）。这种持续的贸易逆差并非单纯的经济弱点，而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结构性结果。全球对美元的持续需求导致美元走强，使得美国进口相对便宜，出口相对昂贵，从而形成贸易逆差。这种逆差反过来又通过外国持有美元资产的形式，为美国提供廉价融资，这正是美元“嚣张特权”的体现。
在GDP核算方法上，美国经济统计中包含“虚拟房租”（imputed rent for owner-occupied housing），即对自有住房提供服务的估算价值。2022年，“虚拟房租”约占当年美国GDP的6.7%，相当于“虚增”近1.4万亿美元的GDP。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比例不到2%。这表明美国GDP的统计方法可能使其在国际比较中显得更大，提示我们在评估其经济规模时需考虑统计方法差异带来的影响。此外，美国家庭总资产中，金融资产占67%，房地产占25%。这意味着金融资产的价值（特别是股市表现）对美国家庭财富和私人投资具有主导性影响。家庭财富的高度金融化使得美国经济对金融市场波动高度敏感。股市的繁荣可以支撑消费和投资，但股市的剧烈调整也可能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这既是其资本市场深度的优势，也是潜在的脆弱性。
产业空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批判
美国国内对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有评论指出，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是长期金融资本化、产业外包的必然结果。尽管美国政府自奥巴马时期便持续推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振制造业，但成效并不明显，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甚至曾出现下行。这种“脱实向虚”的趋势被视为美国经济的巨大隐忧。批评者认为，工厂倒闭迫使美国工人从高薪的流水线工作转向服务业中薪酬较低的岗位。这种转变导致了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铁锈带”的出现，华尔街的“金融肥猫”和硅谷的技术精英与失落的蓝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经济金融化被认为是改变了美国企业基因，使其从长期生产增长转向通过金融工程追求短期利润。批评者指出，许多企业不再将利润再投资于新工厂或研发，而是用于股票回购以推高股价，或利用债务收购竞争对手，以最大化股东价值。这种对短期金融收益的优先追求，被认为是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导致制造业投资减少，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并增加了经济和社会脆弱性。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金融化是近年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主要驱动因素，金融部门日益突出的地位使收入和财富分配顶层的人群不成比例地受益。有评论警告，由华尔街金融专业人士组成的“最显赫的利益集团”通过竞选资助和政治捐赠，为自己买到保护，而不必面对应有的社会问责，这已成为威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关键。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的地位，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核心支柱。美元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多的记录货币，也是世界储备货币。其广泛使用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一历史性转变。美元在国际贸易支付和结算中最为普遍，甚至非美元经济体之间的国际贸易也常常以美元进行。近年数据显示，美元在国际支付、外汇交易中占比上升，甚至挤占了部分欧元份额。
美元霸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崛起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历史产物。其广泛使用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即越多人使用美元，其交易成本越低、流动性越好，从而吸引更多使用者，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这种结构性优势使其地位难以被迅速取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无与伦比的金融市场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这使得美元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和央行的首选安全资产，尤其是在全球不确定性时期，美元的“安全溢价”更为凸显。
美元的“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利率管理财政赤字，因为全球对美国证券有持续需求。美国可以较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维持高比例的经常账户赤字。这种特权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降低融资成本、规避外汇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然而，这种“嚣张特权”也带来负担，例如可能限制美联储对美元利率的掌控，影响其政策调控能力。长期来看，过度依赖财政赤字也可能损害美元的信用基础，进而动摇其霸权地位。
此外，美元作为石油美元体系参考标准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石油美元体系将全球能源贸易与美元紧密绑定，为美元创造了持续的全球需求，是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石。所有石油进口国都需要美元来购买石油，这为美元提供了持续的、基础性的全球需求，无论这些国家是否直接与美国进行贸易。
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主导权是其经济霸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16.5%的投票权，足以否决重大政策。这一否决权使其能够有效阻止任何不利于其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重大政策调整，从而维护现有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秩序。这种制度性霸权是其经济霸权的延伸，确保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这种影响力并非没有争议。相比之下，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率更大，但在IMF的投票权为6.08%，仍小于日本的6.14%。这种滞后性导致新兴经济体对现有治理结构的不满，并促使其寻求替代性合作机制。IMF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其理事会投票权按缴纳基金多少决定，这些结构性因素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既有优势。
美国还将国际金融机构作为其价值观和政策的体现。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明确指出，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反映美国价值观”，并在应对“来自中国等国不可持续贷款”方面扮演着关键制衡力。这些机构的援助“伴随着对治理、问责制和债务可持续性的强力要求”。美国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输出其“价值观”和治理标准，将经济援助与特定的治理、问责制和债务可持续性要求挂钩。这不仅是经济影响力的体现，更是其在国际发展和金融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规范性霸权。美国利用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影响力，将其作为制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工具，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例如，美国不认为中国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贷款，且华盛顿不会投票支持世行向中国提供贷款。这表明国际金融机构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场域。
尽管面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和不愿让渡权力的姿态。美国国会未能批准增加IMF资金和新兴经济体责任的改革方案，尽管这有助于支持美国关键目标（如乌克兰），并能维持美国作为IMF最大单一股东和否决权。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世界银行的资本扩张也表现出同样的不担当，甚至拒绝新兴经济体的注资提议，以避免稀释自身资本。这种策略虽然短期内维护了其既得利益，但长期可能损害这些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促使其他国家寻求替代性多边平台。
美国经济霸权面临的挑战与动摇迹象
尽管美国经济霸权拥有深厚的传统支柱和内在韧性，但一系列内外因素正在对其构成严峻挑战，并显露出动摇的迹象。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去美元化”趋势的兴起、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重构。
“去美元化”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的热点议题，其兴起与发展与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国金融制裁的“武器化”效应密切相关。美国积极动用单边制裁，将美元“武器化”，是推动“去美元化”和全球秩序转变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导致其他国家央行更不愿意持有大量的美元和欧元外汇储备。美国加大金融制裁使得各国经济成本上升，促使更多国家担心自身行为，并可能寻求美元以外的货币。美国将美元作为外交政策工具，虽然短期内提供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长期来看，其“武器化”效应正在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和便利性，促使各国主动规避美元风险，加速“去美元化”进程。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噬”效应。
金融制裁的影响并非普适。它可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阵营化”或“碎片化”。对于那些承认美国地缘政治角色的国家而言，美元的“安全溢价”可能使其短期内更愿意持有美元；但对于被制裁或担忧被制裁的国家而言，则会加速“去美元化”进程，形成不同的货币区或结算体系。
各国规避美元风险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降低过度依赖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债务风险和资产风险，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促进自主发展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这些行动并非被动应对，而是主动构建替代性金融体系的体现。在能源贸易中，本币结算趋势明显。例如，2024年3月，中法企业完成首单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8月，印度完成首单以本币购买阿联酋原油的跨境结算。在双边贸易领域，中国与巴西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阿根廷政府也宣布使用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商品。此外，区域经济体也积极推动本币结算，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承诺在2026-2030年战略计划中推广使用本币进行贸易和投资，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冲击。这些案例表明，“去美元化”已从理论探讨走向具体的实践。
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一趋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民币国际支付市场份额持续提升，2024年7月达到4.74%，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四，超过日元。人民币在贸易融资市场的份额也达到6%，超过欧元。在地缘政治因素的推动下，人民币在特定区域的使用显著增加，例如在俄罗斯外汇市场人民币份额高达99.6%，中俄贸易本币结算比例超过95%。人民币目前是国际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在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权重排名第三。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诸多局限。其跨境使用高度依赖香港等离岸中心，例如2024年1月至8月，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51.6%，显示出区域集中度高。此外，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虽然可不借助SWIFT完成清算，但其规模远小于SWIFT。有观点认为，CIPS应聚焦资金账户体系建设，而非替代SWIFT，因为替代意味着接受中国主权管理，难以吸引广泛参与，这凸显了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在主权与信任层面的挑战。尽管摩根士丹利预计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到2030年将上升至5%的水平，但短期内仍无法成为美元的可信挑战者。
美国经济霸权面临的另一个核心挑战是日益加剧的全球科技竞争，特别是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AI）等关键领域。美国在AI关键技术和应用方面保持领先，尤其在高端半导体设计领域，如英伟达（NVIDIA）和AMD等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将先进AI系统对大量先进芯片的需求视为国家安全要务，并已采取战略布局。例如，拜登总统签署《芯片法案》（CHIPS Act），对美国尖端半导体制造能力进行重大投资，旨在确保美国引领全球安全、可靠及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发展。美国还利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巩固其在高端产品上的地位，并试图阻碍中国在AI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明确将技术竞争与国家安全挂钩。美国明确寻求在全球技术领域“无可争议、无可挑战的主导地位”。
然而，美国也面临自身挑战。其芯片制造业的全球占比从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对芯片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高峰时的2%下降到2020年的不足1%。2020年底至2021年的“芯片荒”暴露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对东亚地区芯片制造的过度依赖，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视为“国家安全的漏洞”。这促使美国采取防御性措施，推动供应链回流和与盟友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半导体产业链，这既是维护霸权的手段，也反映了其自身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在科技领域展现出强劲的追赶势头。中国在AI领域发展迅速，尤其在数据资源和部分生物技术应用场景方面具有优势，且政府对AI与生物技术融合的支持力度较大。中国政府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对半导体产业投入巨资（相当于10万亿日元），旨在实现自给自足。美国政府担心中国企业到2029年可能在老一代“传统半导体”市场占据全球一半的份额，并已开始依据《贸易法》301条款进行调查并计划提高对中国产半导体的关税至50%。这表明中美科技竞争已从单纯的技术差距演变为供应链和生态系统的全面对抗。然而，国际半导体行业对美国政策存在疑虑，例如阿斯麦（ASML）首席执行官富凯指出，美国对华施压与“国家安全”关系不大，这只是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借口。这种分歧可能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进一步碎片化，迫使企业在不同技术生态系统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对其经济霸权构成了挑战。美国选择对全球约98%的国家发动单边贸易战，这种反复无常且怪异的关税征收方式被警告将对供应链转移产生重大影响。即便关税取消，许多企业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一个不稳定的经商之地，这无疑将损害美国的经济以及其与盟友的关系。
美方损害贸易伙伴利益、破坏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已促使各方重组贸易联盟。例如，欧盟正与英国、加拿大、印度和南非发展更紧密贸易关系，加拿大在争取东南亚市场，巴西与墨西哥也在加深合作。这些贸易伙伴正在重新绘制全球贸易版图，“并越来越远离美国”。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和关税措施，虽然旨在保护国内产业，但却损害了其与传统盟友的贸易关系，并促使其他国家寻求新的贸易联盟和供应链布局。这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也加速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挑战了其在贸易领域的霸权地位。
美国经济霸权的韧性来源与未来展望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其动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变数的过程。这种韧性来源于美元作为“安全溢价”资产的持续吸引力、美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以及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惯性。
尽管“去美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但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和经济不确定性时期，美元仍被视为“安全溢价”资产，吸引资本流入，短期内巩固了其作为外汇储备的吸引力。例如，有研究指出，在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曾短暂上升，从2021年四季度的58.8%升至2022年二季度的59.74%，并在三季度继续增加。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小幅降至57.7%，以及欧洲央行2024年报告中美元占比46%的数据形成对比。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短期避险需求与长期多元化趋势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危机爆发初期，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得到强化；而长期来看，各国央行则倾向于逐步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显著上升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欧洲央行报告指出，2024年黄金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到20%，超过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这显示出各国央行倾向于使外汇储备多元化，并力求规避地缘政治风险，但这种多元化并未直接取代美元的中心地位，而是作为其补充。美元的需求呈现双重性：一方面，其作为“武器”的特性促使部分国家“去美元化”；另一方面，其作为“安全港”的特性又使其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全球经济动荡时期获得避险需求，从而在短期内维持甚至增强其储备地位。这种动态平衡使得美元霸权的动摇并非线性过程，而是复杂且充满变数。
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设计等关键技术领域仍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尽管存在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挑战，例如自2002年以来美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上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但美国在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投资以及全球顶尖人才吸引力方面仍具显著优势。这种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是美国经济霸权最深层次的韧性来源。它使其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战略制高点，从而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
面对与中国的经济竞争，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展现出务实的一面。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明确区分“去风险化”（de-risking）与“脱钩”（decoupling），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全面经济脱钩，而是旨在降低关键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叶伦指出，从“尽可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对美国是有益的，并强调“试图与中国脱钩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个灾难”。这种“去风险化”策略表明美国认识到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并试图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务实的政策调整可能避免全球经济体系的全面分裂，但仍会加速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从而间接影响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去美元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其行动多是各国根据自身经济金融状况作出的顺应市场变化的反应，是自发的、局部的、分散的，基本上没有撼动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警告称，传统上被认为是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太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灭亡”。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取得进展，但仍面临流动性、可自由兑换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法律框架等方面的局限性，短期内难以成为美元的有力挑战者。例如，人民币跨境使用高度依赖香港等离岸中心，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直接流通。此外，替代性支付系统（如CIPS）的规模和信任度仍远低于SWIFT。全球货币储备超过12万亿美元，全球贸易约为35万亿美元，跨境银行贷款超过38万亿美元。这些巨大的数字显示了全球金融系统的相互联系和规模，即使是相对较小的百分比变动，由于涉及的金额巨大，也会导致数额上的显著变化，但整体惯性巨大，使得“去美元化”进程必然是渐进且充满挑战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惯性、美元的深度嵌入以及替代货币和支付系统在流动性、信任度、可兑换性和网络效应等方面的固有局限性，使得美元霸权的动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
尾声：美国经济霸权的复杂演变与未来走向
综合来看，美国经济霸权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但其结构和运作方式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GDP占比的“坚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内部结构性挑战以及来自外部“去美元化”趋势和科技竞争的冲击。
美国经济霸权同时存在显著的挑战和强大的韧性。挑战主要来自其政策的“反噬效应”，特别是金融制裁的“武器化”正在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促使各国寻求替代方案。此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寻求更大话语权的努力，以及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快速追赶，都对美国的传统优势构成冲击。
然而，美国经济霸权的韧性同样不容忽视。其庞大的经济规模、美元作为全球核心货币所形成的强大网络效应和流动性优势、在核心技术领域的持续创新能力，以及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惯性，都为其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在面对全球不确定性时，美元的“安全溢价”特性使其仍能吸引避险资金，这在短期内巩固了其储备地位。
展望未来，国际经济体系将呈现更加多极化、区域化的趋势。美元的相对主导地位可能渐进下降，但其核心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被完全取代。美国将继续通过“去风险化”策略，而非全面“脱钩”，在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同时，适应全球力量的再平衡。
因此，评估经济霸权需超越单一指标，进行多维度、动态和辩证的分析。美国经济霸权正处于一个动摇中的“坚挺”状态，其未来演变将是一个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取决于多方力量的博弈以及美国自身政策的调整与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