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有个叫郭富的小伙子第一次来上海，出了虹桥火车站打了个出租车，不知怎么回事犯了糊涂，本来100块钱的车费付成了1010元。他想问司机要回来，结果司机毫不理会、没有回音。钱要不回来，于是又去报案，警察没有立案，可能态度也不是很好。
于是几天后，他买了一瓶敌敌畏，去到一处荒山，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喝了农药，自杀了。
这个事传遍了网络。小伙子更多的信息为人们所知，他刚满18岁，老家在河南农村，这次到上海，是第一次独自外出务工。
小伙子的自杀本来够悲伤了。今天看到三联一篇后续报道，感觉世间的寒冷又增添了几分。
7月16日案件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司机未出席。目前该案在等待再次开庭。据“正面连接”报道，7月31日，司机回应称郭富不是支付错误，而是“套现”，郭富下车前向他要了900元现金，以线上支付的方式返还给他，因此合计转账1010元。
司机说没有收多钱，而是小伙子问他“套现”了，本来就该转1010元。
原来郭富发信息要钱原来是无理取闹，他可能失忆了或者醉酒了，忘掉自己是套现。他不但忘了套现这回事，而且还委屈到以死明志？
人们常常说一个词，底层互害！生活压垮一个普通人的重力往往经由其他同等境遇的普通人的恶意堆积。
报道里，该司机讲到自己也根本不差钱，开滴滴只是爱好。等等，他为了证明自己根本无心贪墨几百块钱，还说：“这几年炒股，赚了不少钱”。
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不再多说，大家内心自有公论。我们要强调的是，善良的人认为以死总能唤醒他人，这是很可悲的。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绝对不能。
很多人看了郭富的遭遇，都觉得郭富很不值，这么小一点事就自杀，太可惜了。然而三联的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与郭富同村而且同龄的一位女孩就觉得郭富的自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
为什么呢？
洪兰心说，“从我16岁打暑假工开始，感受到的社会的恶意太多了。”洪兰心做过网吧收银员、台球厅收银和摆球小妹，洗浴中心和酒店的前台，奶茶店服务员。她记得两年前在台球厅摆球，工作时间是下午一点到凌晨两点，一天70元。因为年纪小，其他员工将洗烟灰缸、捡瓜子壳、打扫台面、拖地这些“脏活累活”都丢给她，“那里的烟灰缸特别恶心，插满烟头，还有唾液。客人还会用眼神审视我，把我当货物一样。”在那里她过了7天试用期，但到第11天，把她“赶走了”，只给了210元，还拖了半个月。
一年前在洗浴中心工作，上24小时休24小时，一个月2100元，洪兰心心脏熬出了问题，诊断出窦性心动过速。有天她实在熬不住，眯了一会儿，一名男员工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下班就辞了职。这些委屈，她敢怒不敢言，晚上一个人哭，第二天继续工作。她不跟家里人说，觉得没有用。因为家里穷，要不停地打工，洪兰心已经几年没有看电视剧了，“闭眼睡觉，睁眼上学、上班。没有青春，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为了活着。”
没有青春，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为了活着。
人生有两种没意思，一种是空虚，一种是匮乏。空虚是物质上啥都不缺，就缺生活的意义感。匮乏是物质上哪儿哪儿都缺，以至于人生充满艰难和痛楚。
洪兰心和郭富就是后面这种，洪兰很理解郭富。
郭富这样的青年人，一茬一茬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大都市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他们眼里的上海肯定不是媒体上那个光鲜亮丽的上海。他们到过的上海可能是城郊外、握手楼、三轮车外卖、闷热的出租屋和脏乱的城中村。
科幻小说《北京折叠》里，北京在未来按照社会阶层被分成三个不同空间。这么奇妙的构思，怎么想到的呢？作者郝景芳说，当年她就是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饭馆和大市场。
她见到的北京和电视上光鲜亮丽的北京就是完全不一样。
郭富这样的青年关心的大事不会是俄乌战争、南京照相馆、六代机和第一岛链，他们关心的大事是哪个厂子加班费多，哪个房东收水电费不加钱。
他们的敌人不是遥远的帝国主义，他们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恶意就在身边。时代的主流话题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恐怕非常遥远。洪兰心和郭富这样的年轻人到底有多少？这是个让人深想起来比较沉重的问题。
要感谢还有些公共媒体会关注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的死去。这个事很小，但又似乎这个事很大。这似乎是当事人自己的责任，又似乎确实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点责任。
有人认为郭富这样的年轻人心理太脆弱。客观上，这也是事实。但主观上，严格的标准应该用于要求自己，而不是苛责弱者。去年国庆前夕，也是一个刚来上海的男子，也是索要一笔款子（据说是工资）无果，于是他走了一条不那么软弱的路。
但是，我指出这个案例，绝不是同情这位。而是提醒诸君并加以自勉，人切记不可傲慢。因为，你看到的上海和他们看到的上海不一样，你看到的时代和他们看到的时代也不一样。
最后多说一句，其实类似郭富遭遇到的这种事，别气馁、战斗下去。你就一直拨打12345，多打几次，不满意就一直打。这种事，12345还是可以处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