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我的同父异母之兄，与我相差整整二十八载。在我尚在襁褓之中时，他已投身革命，音讯全无。自1928年他离家出走后，父亲便未曾向我提及他的只言片语。直至1946年，国共两党在南昌进行和平谈判之际，我的父亲，当时在南昌一中执教的教师，于校图书室偶然翻阅到一本画报。画报中，记录了北平军调部国、共、美三方代表会谈的新闻，其中一张照片上，正是我们共方顾问饶漱石的肖像。
这位顾问的名字恰好与我的兄长一模，面容上亦有着几分相似之处。然而，兄长离家时并未蓄须，而照片中的饶漱石却留有一抹小胡子。鉴于世间同名同姓者众多，父亲一时之间未能毫不犹豫地断定，这位中共代表团顾问饶漱石便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兄长。尽管如此，父亲仍旧悄无声息地带上了那本画报，回到了临川的故乡，并与几位堂兄弟一起仔细辨识。众人凝视着照片，心中犹疑不定，均感照片中之人既似又非。
经一番商议，他们决定聘请一位值得信赖的乡村教师，请他代为执笔，向北平军调部致信（以防止我父亲的笔迹被国民党当局所辨识）。
此信带有试探意味，内容大致是：我家有一位久未归来的儿子，名为饶漱石，不知是否与阁下同名？若非，还请海涵；若系同一位，恳请按照信中所给地址回复，以慰家人之心。不久后，果然收到北平的回信，信件送至临川故里，写信的正是我那久别重逢的大哥。
信中提及，他已离家多年，心中始终挂念着家中亲人。他曾托人打探过家中的消息，然而，皆因找不到那个村庄而未能如愿。父亲与他的堂兄在接到信件后，欣喜若狂，随即又请那位乡间的教书先生代笔，发出一封信件，倾诉了家乡所遭受的苦难。
不久后，北平再次来信，字里行间透露着安慰，他深知家乡的艰辛，却坚信未来必会迎来转变，并恳请我们保持耐心。他还告知，由于地址不固定，今后无需再寄信件，以免徒增忧虑。当时，我和姐姐对此事浑然不觉，只是留意到那几年间，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将一卷物品藏匿起来，神神秘秘，我猜想，那或许正是大哥寄回的家书。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们这才知道大哥当了大官，已到了上海，是第三野战军的政委，上海市委书记。率部解放南昌的陈赓将军曾来中学看望我父亲，说：“感谢您养育了如此优秀的儿子，饶政委。”
自此，父亲与我们谈论大哥的次数渐增，提及他志向远大，抱负满怀，学业成绩优异，尤其在语文与英语方面表现突出。他遇事总能保持冷静，言谈间逻辑严密，条理分明……
1949年的金秋时节，父亲与我的养母——父亲的弟弟遗孀（在我母亲在抗战期间不幸病逝后，她曾一度担负起抚养我的责任）一同前往上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在那期间，久患肺病的父亲进行了身体检查。鉴于他在江西有新的工作在等着他，父亲并未久留，很快便启程返回了南昌。原本养母打算在上海多停留一些时日，然而大哥因工作繁忙，无力照料她，便劝说她尽早返回江西，与我们同住。
在南昌宣告解放之际，我的姐姐饶石莲正就读于大学英语系的三年级。深受大哥的敬仰，她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饶漱芬。当陈赓将军返回上海时，他带着她一同前往。姐姐原本期待大哥能为她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大哥却决定让她前往“革大”深造。毕业后，组织部门有意将她留下，但大哥的反对让她与她的男友一同被派遣至松江参与土地改革工作。土改落幕后，他们两位便被安排至无锡纺织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未曾获得任何官方职务。
我的二哥，饶章泉，在1949年大学毕业后，同样希望能留在上海发展。然而，大哥的意见却将他引向了江西。那时的江西，隶属于中南局管辖，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同志曾向我的父亲提出，希望将我二哥调入中南局工作。但父亲却告诉我，哥哥对此并无异议。于是，二哥暂时先进入“八一革大”进修，结业后便被分配至中学担任教师。直至后来，他毅然决然地报名加入了志愿军。
自幼年起，父亲便对革命事业情有独钟，邹努、陈赞贤、冯任等众多英勇烈士，都曾受教于他的门下。在大革命烽火燃起之际，父亲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青年部部长一职。在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中，他以国民党左翼成员的身份出席庆祝大会，并积极表达了对起义活动的坚定支持……
或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受在赢得广泛信任的基础上，他荣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及1957年，他连续两次被选为江西省人民委员，并晋升为副省长的职务。
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父亲的激励与支持下，我与二哥一同毅然决然地报名入伍。经过数月的严格训练，1951年，我有幸被分配至北京装甲兵司令部，负责机要事务。次年，即1952年，大哥被调至中央组织部工作。他抵达北京后不久，便特地前来装甲兵司令部探望我。这是我们兄妹俩的首次重逢，尽管时光流转，我却并未感到丝毫的生疏，反而一见面便感受到了那份久违的温馨与亲切。
自那以后，每逢佳节，我便会前往大哥的家中，与他共享美食，或是陪他漫步街头，一同观影。尽管那时我已有了男友，我却未曾敢将他带到大哥家中。这缘于姐姐曾带着她的男友前往，却遭到了大哥的批评。我的男友自尊心极强，若非大哥主动邀请，他断不会自告奋勇上门拜访（尽管他未曾见过饶漱石，却因大哥之事而受牵连）。
1953年，我退伍转业，有幸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石油专业深造。在求学的岁月里，每逢周末，我便会常往大哥家中拜访，与他共度了一段虽短暂却极为愉快的时光。然而，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并不理想，精神状态也略显颓废，常常显得疲惫不堪，言语也变得稀少。尽管如此，他的生活依旧保持着规律，衣着饮食简约清淡。他不吸烟，不饮酒，亦无奢华的衣物，汗衫更是补了又补，显得格外朴素。
当前大家生活条件普遍艰苦，能够使用自来水笔的人可能并不多，你最好与同学们保持同等水平，避免过于突出。在我访问苏联期间，我带回了一支类似钢笔的圆珠笔，以此作为对你的纪念。
坦白而言，这支笔实则并无太多实用之处，不过是一份小巧的赠礼罢了。自与大哥在北京相识已近两载，这便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唯一纪念品。
1954年的寒假，我重返南昌。某日，父亲似乎是在询问我，又似是在自言自语：这段时间报纸上怎么没有见到你大哥的名字，难道出了什么状况？由于我对政治所知甚少，因此无法对父亲的问题给出答复。寒假结束后，我重返校园，不久后，学校分配给我一项任务，要求我每周周末前往大哥家中陪伴他。（当时我并不知晓其中的原因，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推测可能是由于当年二月高岗自杀未遂，相关部门出于对饶漱石可能自杀的担忧，才派遣我去陪伴他）。
近期，我与大哥的相处时间尤为频繁，他似乎也并未如往昔那般忙碌。我时常陪他闲谈，亦曾一同观看了几场演出。我们交谈的内容颇为丰富，既有关于家乡往事的回忆，也有对父亲治学上的不足之处进行探讨。每当话题引发共鸣，他便会不自觉地拍打起沙发扶手，节奏感十足。他提到，尽管父亲热衷于吸纳新知，并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笔记，但由于涉猎广泛，每项学问都难以达到精深的境地……实际上，那段时光正是大哥最为痛苦的阶段，而我却浑然不觉，他亦未向我透露分毫。
随着本学期的落幕，我不得不与大哥告别，返回南昌享受暑假。临近开学之际，政治氛围骤然紧绷，全省上下传达了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即便父亲属于民主党派，身为副省长的他，也参与了此次传达。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我们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连续数日，愁云惨雾笼罩着整个家庭。大哥遭遇的不幸对父亲而言，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哥不仅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更是他精神上的支柱。
然而，父亲依旧强撑着精神，尽力掩饰内心的痛苦，他向我们说道：国家利益至上，家庭琐事微不足道，必须秉持大义灭亲的原则，毫不犹豫地明确分界线，坚定信仰党的领导，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行。纵然如此，他心中所承受的伤痛却是难以抚平的。
自1955年大哥再次被定罪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成员而入狱，父亲便陷入了持续的忧伤之中。他常以生病为由，连续多日卧床不起，直至三年后病终。在这三年间，家中无人敢提及大哥，生怕触及我们内心共同的伤痛。大哥的养母常惠娥在文革期间凄惨离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养子的遭遇。或许她心中已有预感，但在生前，她从未主动过问。
1954年的暑假悄然落幕，我重返校园，却惊讶地发现，众人的目光对我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昔日的挚友亦在有意无意间疏远了我，这份孤独与寂寞如潮水般涌来，我不禁在男友的怀中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尽管现实未曾因我的苦痛而有所变动，甚至它还波及到了我的伴侣、我现在的爱人谷思义的政治生涯。谷思义，陕北人士，其叔叔与兄长早年便投身革命（他们分别担任了云南省军区副政委及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的职务），而我们二人亦曾在装甲兵司令部共事。
1954年，饶漱石遭遇变故，谷思义亦随之遭受冷遇与不公的对待。自1955年起，历经一年多的审查，单位虽未发现谷思义有任何问题，却仍迟迟未赋予他相应的军衔。
1958年5月，这位年轻有为的他被安排转业至“南大荒”——东北盘锦农场进行劳动。同年秋季，为了维护夫妻关系，他随我一同调至江西，并在南昌的江西师范学院附中担任教师。凭借自身的勤奋、努力以及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从初一的教学工作做起，直至高三，后来更是在大学讲台上授课。
文革结束后，我担任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系主任一职。在退休前后，我长期担任江西省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的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大学毕业后，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走出，被分配至东北抚顺。一年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迈且多病的父亲，我选择调动至江西，并在省石油局以及石油化工局先后任职。
自父亲离世，我命运多舛，被安排至工厂，开始了基层的统计员生涯。在那动荡的文革岁月，我与丈夫并肩，一同被派遣至江西偏远的山村。直至1973年，我们才重返工厂，我则转任食堂会计，直至光荣退休。
我的兄长饶章泉，于1958年自志愿军退役后，重返江西中学担任教职。在文革期间，因我大哥的牵连，他曾遭受隔离审查，长达一个多月之久。
我的姐姐饶漱芬，曾由中专教师之位，脱颖而出，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深造。毕业后，她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担任技术员一职。然而，在文革动荡的年代，她因与大哥的关系，屡遭批判与殴打之苦，最终不堪重负，以自杀告终。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骨灰也未能寻得安放之所。
